古代空地那么多，为何农民宁可被地主剥削，也不愿意自己去开荒？

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顺天府宛平县的县衙大堂上，出现了一幕让人把下巴惊掉的怪事。

一个叫赵二的老实巴交的自耕农，跪在大堂中间，把脑门磕得邦邦响，那血印子看着都疼。

这哥们儿不是来告状的，也不是冤枉了要翻案，他是来“送礼”的。

他哭爹喊娘地求着县太爷，非要把自己全家老小没日没夜开了五年荒、好不容易才养熟的十亩良田，白白送给当地的李举人。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求李老爷收下这地，赏脸让自己全家重新签卖身契，给李家当个没有自由的佃户。

更绝的是，那位坐在旁边的李举人还一脸嫌弃，推推搡搡不想要，仿佛这送上门的十亩地是烫手的山芋。

这事儿放现在看，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

好好的地主不当，非要去给别人当奴才？

这不是犯贱吗？

但我查了这么多年明代经济档案，得告诉你一句实话：赵二一点都不傻，他精明着呢。

他这一跪，跪出的不是奴性，而是那个吃人社会里唯一的生存法则：对于穷人来说，勤劳根本致富不了，只会致死。

很多人被古装剧给忽悠瘸了，以为古代到处是荒地，只要你肯出力，哪怕是个乞丐，带把锄头去山沟沟里刨个几年，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

你要真信了这个邪，穿越回去估计连第一集片头曲都活不过去。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五年，看看这个要把赵二逼死的“致富局”是怎么布下的。

刚开始，赵二的想法跟现在的打工人想创业一样单纯。

那时候村口贴了告示，说只要开荒，地就是你的，还免税三年。

赵二心里那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给地主种地，收成要交六成租子，累死累活只能喝稀粥；现在去开荒，虽然苦点，但打下来的粮食全是自个儿的。

这不就是那个年代的“财务自由”之路吗？

但他一脚踏进荒地，现实的大耳刮子立马就扇过来了。

古代的荒地那是真的“荒”，全是石头蛋子和荆棘。

想开荒？

得有铁器。

你以为买把锄头容易？

明代那会儿冶炼技术不行，铁比人命还贵。

《天工开物》里记得明明白白，置办一套能开山碎石的铁家伙，得花掉一个五口之家小半年的口粮。

赵二为了买这把锄头，那是借了高利贷的。

有了锄头还不够，还得有牛。

在古代，耕牛那是战略核武器级别的资源，除了地主老财，谁家养得起？

90%的农民这辈子都没摸过自己的牛绳。

没牛怎么办？

人当牛用。

赵二就把粗麻绳往自家老婆肩膀上一勒，两口子像牲口一样，一步一步在石头缝里硬抠。

这种原始的人力开荒，效率低到令人发指，一年下来，能整出一亩地，那都得是祖坟冒青烟。

好不容易地整出来了，第二道鬼门关来了：产量。

现在的地那是“熟田”，有化肥养着。

新开出来的叫“生田”，那是真的贫瘠。

北魏的《齐民要术》里早就说了大实话，新田的产量连熟田的一半都不到，得养个十年八年才行。

熟田一亩能打300斤，赵二这块新地，拼了老命伺候，一亩地顶天了产50斤。

50斤是个啥概念？

都不够一家人喝两个月的稀粥。

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赵二为了开荒，没时间去打工挣钱；自家地里产的那点粮食，连塞牙缝都不够。

在这漫长的三五年“熟化期”里，全家吃什么？

喝西北风吗？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借高利贷。

这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荒地大多在山上或者低洼地，没水渠，没灌溉。

下场暴雨，种子冲没了；来场大旱，颗粒无收。

万历年间的档案数据冷冰冰地躺在那：垦荒者头五年的死亡率高达40%，而给地主当牛做马的佃户，死亡率才15%。

原来，给地主交六成租子虽然屈辱，但好歹能像条狗一样活着；而去开荒创业，那是真的在拿命赌明天。

假如赵二命硬，扛过了高利贷，扛过了饥荒，死了两个孩子，花了五年血泪，终于把这块地养成了肥沃的熟田。

这时候，真正的绝杀才刚开始。

就在赵二看着金黄的麦浪，以为苦日子熬到头的时候，衙门的差役带着李举人的管家上门了。

管家慢悠悠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指着这块地说：“哎呀，这是我李家六十年前的祖产，当时兵荒马乱没顾上种，现在世道太平了，我们要收回。”

你可能会骂娘：这不明抢吗？

嘿，人家抢得合法合规。

大明律规定：“无主荒地垦殖后，若原主出现，需归还”。

在那个宗族势力一手遮天的社会，哪有一块地是真的“无主”的？

所谓的“无主”，只是豪强暂时看不上眼的烂地。

一旦你把它变成了良田，它立马就有了几十个失散多年的“主人”。

这时候摆在赵二面前的就两条路：

第一，去打官司。

但县太爷和李举人那是同年好友，再说崔寔在《政论》里早就写过：“小民垦荒而争者，多遭屠戮。”

去告状？

大概率是腿被打断，扔到乱坟岗喂野狗。

第二，就是开头那一幕，乖乖把地送出去。

就算这地真没主，赵二也得面对官府的税收。

开荒满五年，就要入册纳税。

朝廷的税，加上地方官员层层加码的“火耗”、“淋尖踢斛”，算下来比地主收的租子还要狠。

赵二终于活明白了。

他花了五年血汗，背了一身债，最后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地被豪强抢走，自己被打残；要么为了交税，不得不把地贱卖给豪强，自己重新变回佃农。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跪求李举人收下这块地。

他这叫“投献”。

只有把地挂在有功名的举人名下，才能免除苛捐杂税，才能不被其他恶霸抢走。

哪怕自己只能拿四成收成，也好过家破人亡。

这就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逻辑闭环。

土地，从来不仅仅是种庄稼的土，它是权力的延伸。

谁掌握了暴力，谁掌握了话语权，谁才配拥有土地。

那个时代的制度设计，根本就没有给穷人留出通过“勤劳致富”跨越阶级的通道。

地主阶级需要的是稳定的劳动力，如果人人都能去开荒致富，谁来给他们种地？

所以，所有的规则——从高昂的铁器价格，到严苛的法律条款，再到宗族的暴力垄断，都在无声地逼迫农民回到地主的田里，老老实实当一棵韭菜。

再那个漫长的黑夜里，对于像赵二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忍受剥削不是因为愚蠢，而是一种极其无奈的生存智慧。

万历十五年的史书上，记录了皇帝的起居，记录了官员的升迁，唯独没有记录赵二那一跪。

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跪，实在是太普通、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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