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港暴徒法庭认罪：受美国间谍指使向国人道歉

赖云龙，这个名字在2019年曾是暴戾与疯狂的代名词，那句震动法庭的“我被美国间谍忽悠了”，构成了2021年香港高等法院里最讽刺的一幕。

他试图用一声迟来的道歉，洗刷曾经在机场那个血腥夜晚犯下的滔天罪行，奈何当他对着法官，乃至隔空对着那根本无法听见的14亿同胞喊出忏悔时，真正的悲剧已经无法逆转。

那个曾经被他在机场疯狂追打的年轻人付国豪，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误会，更不是一句“被忽悠”就能轻飘飘揭过的一页。

这背后是一条清晰而残忍的“提线木偶”操控链条，要看懂这场悲剧，我们不仅要看他最后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在那个混乱的年份里，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底层青年变成那枚疯狂的棋子。

2021年的庭审现场，那时的赖云龙与现在截然不同，当东区法院第一次审理此案时，站在被告席上的他挺着胸膛，双手背在身后，眼神里透着一股近乎偏执的狂傲。

面对铁证如山的暴动指控，他毫无悔意，甚至通过辩护律师抛出了一套极其荒谬的逻辑，他辩称那只是一场“轻微的误会”，理由仅仅是怀疑付国豪是“假记者”。

这种试图将几十人有组织的围殴洗白成“身份核查”的说法，当时就被法官无情驳回，法官的眼睛是雪亮的，几十个暴徒围攻一人，那绝不是什么误会，那是赤裸裸的私刑。

在那次审判中，赖云龙即便面临重刑，依然表现出一种被洗脑后的顽固，直到2021年11月，当他在上诉庭面临即将敲定的5年3个月牢狱之灾。

当他看到同案的毕慧芬试图装傻卖惨，以“轻度智弱”为由求情却依然无法逃脱法网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为了自保，或许也因为终于认清了现实。

他当庭上演了那出令人咋舌的“反转剧”，主动撤回上诉，并指名道姓地供出了那个藏在幕后的黑手马克·西蒙，随后站起身高声喊道：“我向14亿中国人道歉！”

而他的这一指控，撕开了“修例风波”那层所谓“自发运动”的遮羞布，要知道这个马克·西蒙，绝非等闲之辈，在香港廉政公署和警务处的档案里，此人的履历堪比一部间谍小说。

曾任职于美国中情局（CIA）和海军情报局，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的私人助理，更顶着美国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的头衔。

早在2014年就是他牵线搭桥，带着黎智英与美国前国防部长密谈，为后来的一系列动荡埋下伏笔，调查还发现，马克·西蒙长期在香港、美国、台湾之间穿梭。

赖云龙在供述中提到，就是这个马克·西蒙，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非政府组织”的伪装，源源不断地向街头暴徒输送资金和专业装备。

那些暴徒脸上戴的防毒面具、防暴护目镜，手里的无线电对讲机，很多都是顺着这条线流进香港的，不仅如此，赖云龙还透露，甚至有专人负责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战术培训”。

指令很简单却很阴毒，那就是“制造大新闻，让世界看到香港的混乱”，在这条指令下，赖云龙成了那个最卖力的执行者，或许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赖云龙？

翻看他的背景，答案令人唏嘘。

小学学历，父母早年离异，长期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依靠酒店兼职勉强度日，这样的年轻人，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更没有构建起成熟的世界观，对外部势力而言，这正是完美的“耗材”。

他们只需要稍微给一点甜头，灌输一些扭曲的“英雄主义”，再披上“民主自由”的华丽外衣，像赖云龙这样渴望认同感、渴望宣泄不满的边缘青年，就会心甘情愿地冲在最前面，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这便是2019年8月13日那个至暗时刻的真相逻辑，当晚的香港国际机场，沦为暴力的斗兽场，赖云龙混迹在数百名黑衣暴徒之中，他们在航站楼内如入无人之境，阻断交通、辱骂旅客。

当内地记者付国豪因一口口音被这群人锁定时，一场丧失人性的围猎开始了，那晚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每一个令人心碎的瞬间。

因为从付国豪的背包里翻出了一件印有“我爱警察”的T恤，这群自诩追求自由的人彻底撕下了伪装，他们用塑料索带将付国豪的双手死死捆在冰冷的行李车上。

像是对待战利品一样进行展示和羞辱，那句后来让无数国人泪目的“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正是在暴徒的拳脚加身、人格受辱的绝境中喊出的正义之声。

而在所有的暴徒中，赖云龙的手段尤为狠辣，如果说前半程的围殴是群体的疯狂，那么后来的追打就是赖云龙个人的极恶表演。

当救护人员终于排除万难将付国豪抬上担架时，赖云龙并没有停手，监控画面里，他手里挥舞着一面显眼的美国国旗，蒙着面冲上前去，用坚硬的旗杆猛击付国豪的头部、颈部。

在他手里，那面旗帜不再是什么象征，而是一件纯粹的杀人凶器，付国豪在那一晚遭受的创伤，远远不止身体上的多处软组织挫伤和头部撞击。

那是对尊严的毁灭性践踏，是置身于几百人恶意中的极度恐怖，虽然赖云龙在法庭上声称道歉，但这种道歉对于付国豪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身体的伤口或许会结痂，但精神的崩塌往往悄无声息且致命，回到内地后的付国豪，尽管被视为英雄，但他内心的阴影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吞噬着他。

那场长达两小时的非法禁锢和羞辱，彻底摧毁了他原本开朗的世界，他开始恐惧社交，原本那个怀揣新闻理想的年轻人，逐渐在严重的抑郁症中枯萎。

直到2021年10月，就在赖云龙那个“戏剧性反转”的庭审前一个月，年仅30岁的付国豪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父亲在公布死讯时，字里行间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令人窒息。

“孩子被那场暴力彻底摧毁了”。

一边是无辜受害者的凄凉离世，另一边是加害者为了减刑而在法庭上拙劣的“甩锅”表演，这两幅画面并置在一起，不仅让人愤怒，更让人看清了那些所谓政治口号背后吃人的本质。

赖云龙试图用“受美国间谍指使”来博取同情，虽然揭露了真相，却并不能洗脱罪责，无论谁是指使者，动手行凶的是他，挥舞旗杆的是他。

法官维持了对他暴动罪、伤人罪等多项罪名的定罪，判处5年3个月监禁，这也是当时修例风波系列案件中判得最重的一起，与他同流合污的毕慧芬，也被判处了4年3个月。

法律的重锤，终究砸在了这群妄图挑战底线的人身上，而更深远的惩罚和改变，来自于制度层面的雷霆手段，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的落地，真正终结了那个混乱的时代。

数据显示，国安法实施后的一年里，香港的暴力犯罪案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降幅高达92%，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普通市民终于敢在周末放心出门，是商家不用再担心店铺被砸，是香港国际机场重新变回了那个高效繁忙的交通枢纽，而不是暴徒的聚集地。

曾经在幕后呼风唤雨的马克·西蒙之流，在国安法的震慑下，如同惊弓之鸟般仓皇逃离香港，曾经那些依靠境外资金滋养的乱港组织，一夜之间作鸟兽散。

断了粮草、没了指挥、怕了法律，那些曾经在街头不可一世的“勇武派”，要么像赖云龙一样在牢狱中反思，要么在惶恐中隐匿。

如今站在维多利亚港畔，看着重新亮起的璀璨灯火，我们再回看赖云龙案，这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它警示着所有人：那些将年轻人推向火坑的外部势力，从来不在乎什么“民主”与“未来”，在他们眼中，赖云龙只是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大新闻”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