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功率45师上甘岭战役，若牺牲，唐万成接任第一代理人

1951年10月15日凌晨两点，五圣山腹地的坑道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潮湿的空气里透着焦糊的硝味。接线兵“啪”地立正后，把话筒递给师长崔建功。短暂通话结束，他沉声交代一句：“敌人又要压上来了，準备顶住。”寥寥数语，45师干部立刻散开，像机件咬合，各守其位。

坑道外，美军320门火炮与几十辆坦克已经在山脚摆开。14日到17日，炮弹在597.9与537.7高地之间铺天盖地，山石炸成粉末，树木只剩焦黑树桩。炮火间隙里，45师的号手举旗示警，火力网随即调整，一支支十来人的突击小组前后交替，把山坡硬生生钉住。

崔建功出身黄埔，行事向来稳，但此刻他清楚师部账面上那几千人正以分钟计算锐减。17日深夜，他向军部报告时罕见提高了嗓门：“再不补充，山顶就剩钢盔了！”电话另一端的军长秦基伟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能守多久就守多久。”随后“咔嚓”挂断。

话音未落，崔建功把地图往桌上一摊，灯光下的等高线像抽筋的血管。他扫视参谋们，掷地有声地表示：“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一个班，我当班长。我要是倒下，唐万成顶上。”说完，他拉过副师长唐万成的胳膊，重重拍两下。坑道里只听见呼吸声，没人反对。

唐万成当时兼任45师炮兵总指挥，代号“3号首长”。他出生甘肃东乡，幼失双亲，16岁被西北军抓去当壮丁，1931年随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成为红军。因为没机会受完整教育，他闷头搞研究，硬是把弹道、射表、气象条件背得滚瓜烂熟，炮兵们私下叫他“活表本”。

上甘岭期间，志愿军与美军火力对比是1比9。唐万成给炮兵下达的唯一原则——少打远、专打近、重点打敌步兵集结地。15日午后，美军第7师新投入的一个团开始冲锋，他命38门山炮分段射击，弹着点标在山腰，“噗”一声口令，半个山头顿时扬起黑色尘柱。步兵摸着硝烟冲上去，一昼夜反冲击三次，阵地愣是没丢。

然而伤亡数字依旧刺眼。18日拂晓，敌军火箭弹撕碎坑道口帆布，空气迅速被硝烟掏空。医护背着血袋在狭窄通道里来回穿梭，担架抬下的战士衣襟早已硬成壳。崔建功低头看了一眼腕表——五点二十三分，他把指针牢牢记住，又抬头吼道：“给我再抢三小时！”

闪电般的对话偶尔划破沉闷。“师座，弹药剩一百多箱。”“不够？那就跟敌人拿！”传令兵抱着机枪冲出去，再回来时，多了几箱美制手雷。敌人没想到，仅凭粗糙木柄雷，也能在暗夜里翻卷成一堵火墙，贪图掩护的步兵被生生裹进去。

战斗进入第五夜，美军火炮倾泻愈发密集。坑道顶板被掀开数处，石屑落到桌面像豆子。唐万成端着望远镜钻出洞口，逆光处山顶已坑坑洼洼。身旁通讯员提醒：“首长，小心弹片！”他只是低声回答：“炮眼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不敢重复射击。”随即把敌后炮兵阵地方位标到参谋图上。

此时部队储水告急。相隔百米的山坳里有股暗泉，却在火力扇面之内。唐万成挑了两个炮兵班，夜里贴地潜行，摸到泉边把水囊浸满。回程途中被照明弹照亮，一名战士中弹倒地，他顺势把伤员扛到背上，硬是拖回坑道。第二天，这股泉水救下了全营脱水的步兵，也救回那名昏迷的炮手。

20日傍晚，志愿军反击序列调整，45师部分突击连换防。美军在两小时里倾泻七千枚炮弹，山石被削出了新沟槽。崔建功再次拿起电话向军部请求火力支援，秦基伟回复仍旧简短：“能再挺过今夜，第二梯队就到。”挂断后，他拍拍电话机外壳自言自语：“老唐，天亮前山不能倒。”

果然，天刚麻麻亮，后续部队穿云岭而来。45师位置不动，炮兵阵位后撤数百米，接力覆盖友军冲锋。唐万成指着新炮阵地对接替师长交代：“射击间隔十秒，不要给美军喘气。”轰鸣声接连扑向对面壕沟，把敌人压回出发线。

战役最后统计，597.9与537.7高地的争夺导致双方共投入兵力四万余、炮弹两百万发。45师伤亡近半，但阵地始终未失。秦基伟后来回忆：“那几天，崔、唐两人像两口铁钳，一把夹住前沿，一把钳住炮群，把美军死死咬在山下。”

晚年他定居焦作，房子逼仄，墙上却挂着597.9高地泥土装的玻璃瓶。朋友问他为何不换宽敞点的住所，他摆摆手：“房子大小无妨，关键是心里装得下战友。”1984年1月5日，他穿着草鞋静静离世，枕边放着一双干净的单鞋，那是妻子准备的“归队鞋”。厅堂花圈林立，最显眼的是秦基伟署名的挽联，上书八字：战功卓著，草鞋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