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参考资料:《氢弹部件失窃之谜》—— 东方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人物、时间、地点、重大事件)均真实可考。
01
1949年的上海,政权更迭,旧时代的余烬尚未熄灭,新秩序正在艰难建立。
在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中,人们常能看到一个细节: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跟随着几名装扮斯文的工作人员。
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不同,手里总是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看起来沉甸甸的。
普通市民觉得这是首长秘书随身携带文件的公文包,然而,在华东军区和上海市公安局的高层安保系统中,这其实叫作“警卫皮包”。
皮包的夹层里装的并非文件,而是用旧报纸层层包裹着的一块特制防弹钢板。
这是苏联方面根据陈毅定制的顶级军工产品,钢材配方与工艺在当时都被列为绝密。
如果出现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警卫人员需要迅速做出反应,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的心脏、头部等要害部位。
战场上的明枪易躲,大上海的暗箭难防。
国民党数万潜伏特务时刻窥视。
因此,这块钢板是相当重要的。
然而,这黑色皮包却在1949年11月的一次外事活动中离奇消失了。
11月8日,开国大典刚刚结束不久,陈毅从北京返沪。
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得知波兰的一位重要贵宾将于当日抵达上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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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接待的首批外国高级代表团之一,外交无小事,接待工作不容有失。
陈毅对此高度重视。
陈毅参加完当天的工商联座谈会后,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通报,得知贵宾已抵沪,便立即驱车赶往位于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这座由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的二十四层大楼,曾是“远东第一高楼”。
中午,陈毅要在饭店顶层的“摩天厅”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随行的贴身警卫是赵根友和邹为朋。
这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出身的老兵,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人,忠诚度毋庸置疑,且经过了专门的警卫训练。
按照规定,首长在厅内宴请外宾时,他们不能进入宴会核心区域,必须在“摩天厅”外的休息区和通道待命,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宴会进行得十分顺利。
中途,另一名警卫葛福宽前来换班,示意赵根友和邹为朋先去楼下餐厅用餐。
对于这几位常年奔波、吃惯行军灶的战士来说,国际饭店的餐饮无疑是新鲜的。
但纪律刻在他们的骨子里,两人不敢怠慢,准备速战速决。
就在两人准备下楼时,邹为朋在走廊里意外遇到了一位老熟人,久别重逢免不了要寒暄几句,脚步便停滞了下来。
赵根友见状,并未多想。他看了一眼旁边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面空无一人。
为了图省事,赵根友顺手将手里“警卫皮包”放在了会议室的长桌上。
此时国际饭店楼上楼下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和便衣警察,赵根友就麻痹大意了。
然而,就是这短短的疏忽酿成了大祸。
等赵根友再转头回到会议室准备取包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不见了。
赵根友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不信。
他环顾四周,心想一定是哪个同事在开玩笑,或者是刚才换班的葛福宽顺手帮他收起来了。
他急忙找到正在执勤的同事老王,压低声音问道:“看到我那包了吗?”
老王随口答道:“哦,小孙取走了。”
这句话让赵根友松了一口气,小孙也是警卫班的战友。
然而,当他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小孙核实情况时,小孙却说他根本没有拿过皮包。
老王当时在忙,没有听清楚,他以为赵根友说的是另一件完全不相干的物品。
皮包真的丢了。
赵根友和邹为朋两人脸色煞白,他们在国际饭店的走廊里焦急地穿行,询问了每一个遇到的工作人员,翻遍了附近的角落,依然一无所获。
此时,一种复杂的心理占据了这两个年轻警卫的上风。
他们深知丢失公物是违纪行为,但对后果严重性认知的偏差,导致了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暂时不声张,自己找。
负责换班的葛福宽也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还需要专注于宴会厅门口的安保,便让赵根友留在现场继续寻找,邹为朋则先回驻地。
他们认为,或许是被哪个贪小便宜的服务员顺手牵羊藏在了哪个角落,多找找总能找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宴会结束了。
陈毅市长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摩天厅”,神采奕奕地送别外宾,随后乘车离去。
而身负保卫重任的赵根友却没有发现黑包的影子。
直至陈毅的车队安全返回市政府,赵根友仍两手空空。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驻地,知道此事再也瞒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向警卫参谋汇报。
勤务结束后,葛福宽提醒他:“去跟参谋说一声吧。”
当赵根友吞吞吐吐地把皮包在国际饭店失窃的经过讲出来时,警卫参谋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他猛地拍着桌子,怒斥道:“糊涂!你们两个简直是糊涂透顶!”
赵根友和邹为朋被这突如其来的雷霆之怒吓得不敢出声。
参谋在屋子里急速踱步,那可是苏联方面提供的顶级军工机密。
这块钢板工艺繁复,经过了严格的枪械射击检验,合格后才交付使用。
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技术外泄,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余料都已销毁,工艺资料列为绝密。
一旦这块钢板落入国民党特务或者西方情报机构手中,他们极有可能破解出其合金成分和淬火工艺,进而研制出专门穿透这种钢板的特种穿甲弹。
一旦那种武器被制造出来,陈毅首长以后穿再厚的防弹衣、挡再厚的钢板都将形同虚设。
这不仅仅是失窃案,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马上通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快!”参谋下达了命令。
1949年7月以后,陈毅的安保工作已正式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
接到通报后,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们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迅速集结精干力量再次火速赶往国际饭店。
几辆军用吉普车急停在门口,身着军装的军官和便衣人员鱼贯而入,迅速封锁了相关区域。
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与警卫参谋汇合后,稍作商议,决定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
他们找来饭店经理,并未透露丢失的是防弹钢板,而是谎称丢失了外宾的一件极其重要的私人的一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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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酒店的员工找回来,不仅免责,还有重奖。
在军方的严厉督促和重奖的诱惑下,饭店经理发动了所有当班的员工进行地毯式搜索。
“摩天厅”的每一个沙发缝隙,楼梯间的每一个角落,厨房的储物柜,楼顶的水箱,甚至连饭店后院散发着恶臭的化粪池,都被工人们用长杆仔细搅动、打捞了一遍。
员工们开始互相作证,彼此核对不在场证明,生怕这顶“偷盗外宾财物”的大帽子扣在自己头上。
搜寻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深夜,那个黑色的皮包依然踪影全无。
看来,皮包不是被遗忘在角落,而是确确实实遭窃了。
事情已经超出了警卫部门能独立解决的范畴。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敢隐瞒,立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汇报。
郭化若听完汇报,深知此事干系重大,当即下令:“立即上报市公安局,必须破案!”
此时,消息也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耳中。
这位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领导人,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反特经验。
他没有纠结于警卫人员的失职,而是迅速意识到这背后可能存在的阴谋。
“皮包丢失事小,首长安全事大。”
潘汉年担心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如果是特务分子有预谋的窃取,目的是为了研究钢板弱点,策划下一步的暗杀行动。
那么陈毅同志接下来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潘汉年作出了明确指示:立即立案侦查,不仅要追回皮包,更要彻底查清失窃缘由。如果是特务所为,必须立即启动最高级别的安保预案,对敌特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
一道道命令迅速在上海的军警系统中传播。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灯火通明。
局领导根据潘汉年的指示,迅速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11·8特窃案”专案组。
专案组的配置极高,体现了当时“新旧结合”的特点。
组长由江河天担任,他是老革命,原武工队小队长出身,政治素质过硬,作风硬朗,善于打硬仗。
副组长则由军方代表郭俊峰担任,他带来了两名得力干将,负责协调军地关系。
而在侦查技术力量上,专案组吸纳了5名警方成员,其中4名是原国民党警察局留用的刑警。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被大家尊称为“老黄”的资深探员。
老黄不仅精通痕迹学和审讯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在旧警察局潜伏期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帮会切口以及旧社会的犯罪手法了如指掌。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就在国际饭店的一间被征用的会议室里连夜召开。
江河天站在挂着饭店平面图的小黑板前,目光如炬。
“同志们,首长的安全重于泰山。现在情况很清楚,皮包是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没的。根据现场封闭的情况判断,皮包要么还藏在饭店的某个角落,要么已经被带出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能在那种场合、那个时间段下手的,嫌疑最大的就是能自由出入现场的人。”
“为了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搜查所有客房和行李。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依托饭店的地下党组织和工会,对案发期间所有在岗人员进行秘密排查。”
“要把网撒下去,哪怕是大海捞针,也要把这根针给我捞出来!”
经过几个小时高强度的排查、走访和甄别,专案组从数百名员工中,逐一筛除掉那些有确凿不在场证明的人。
最终,四个名字被写在了专案组的案情分析板上。
这四个人都存在着一些暂时无法说清楚的疑点。
02
夜色深沉,国际饭店的会议室里,四个嫌疑人的名字被白粉笔重重圈出。
江河天的目光在四个人名之间来回游移:“同志们,范围已经缩小了。这四个人在案发时间段——也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之间,都有异常举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逐个击破,剥开他们的伪装。”
老黄翻开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条理清晰地分析:“根据饭店党支部和工会提供的内线情报,再加上我们的外围摸排,这四个人的情况如下。”
“第一个,钱岚岚。”老黄指着第一个名字。
“26岁,‘摩天厅’的杂务工。这女人背景有点复杂,以前是舞女,后来从良进了饭店。平时都是她婆婆抱着孩子来饭店喂奶,但这天她婆婆没来。下午一点左右,也就是案发后不久,她没到下班点就自行回家了。最可疑的是,门卫看见她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物件,沉甸甸的,样子很像我们要找的东西。”
郭俊峰皱了皱眉:“舞女出身,社会关系可能比较杂,这个点早退还带东西,嫌疑很大。”
“第二个,钟松林。”
老黄继续说道,“32岁,清洁工。这人是个老油条,以前加入过青帮,平时牢骚满腹,对新社会有点抵触情绪。那天中午,他比平时提前了整整两个小时推着垃圾车出门。垃圾车里又脏又乱,藏个皮包轻而易举,而且那个时间点,正好能把赃物运出去。”
“第三个,程阿根。”
老黄的笔尖点在第三个名字上,加重了语气,“四十岁,维修工。这人是老上海滩的‘百事通’,经历复杂,见多识广。案发时,他借口检修电梯去过现场。据他自己交代是12点15分下楼,但有目击者称,12点35分看到他拎着工具包,违规乘坐客梯从‘摩天厅’直降一楼。饭店有规定,员工非紧急情况不得乘用客梯。而且,他随后就外出了,理由是去买‘牛油’。这行踪,透着一股子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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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四个……”
老黄停顿了一下,“隋留思,二十八岁,清洁工。这小伙子平时挺老实,干活认真,工龄也有十年了,党组织本来还打算发展他。但在宴会期间,他没打招呼就离岗了,有人看见他溜到后门去见两个不明身份的女子。事后排查时,他隐瞒了这个情节。而且,他乘电梯上下楼也没被人及时察觉,属于‘隐形人’。”
江河天听完,果断下令:“不用等天亮了,现在就开始,分头谈话!老黄,你经验丰富,去会会那个程阿根;郭组长,你负责钟松林;我去问钱岚岚。至于那个隋留思,让小许去,注意策略,别吓着他。”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国际饭店的员工宿舍区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钱岚岚被带到临时讯问室时,脸上还挂着惊恐的泪痕。
面对江河天单刀直入的询问,她显得既委屈又慌乱:“长官,我是冤枉的呀!我没偷东西!”
“那你下午一点拎着什么东西走的?为什么早退?”江河天目光如电。
“那是……那是糯米糕呀!”
钱岚岚带着哭腔解释道,“今天我婆婆脚扭伤了,走不动路,没法把孩子抱来喂奶。孩子饿得直哭,我心里急,就跟领班请了假回家喂奶。那包东西是同事秦阿兰托我带给她家住我家隔壁的亲戚的糯米糕,死沉死沉的,我就用报纸包了一下。”
江河天立刻派人核实。半
小时后,反馈传回:秦阿兰证实了托带糯米糕的事,邻居也证实收到了糕点,钱岚岚婆婆的脚伤也确有其事。
钱岚岚的嫌疑,排除了。
另一边,钟松林面对郭俊峰的审视,倒是显得满不在乎,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长官,我倒垃圾还犯法了?提前倒是因为垃圾车满了,不倒没法干活。”
“平时都没满,怎么偏偏今天满了?”郭俊峰冷冷地问。
“今天木工组那个林黑三,刨了一上午木头,那些刨花全塞我车里了,那玩意儿占地方,我能不倒吗?”钟松林翻了个白眼。
侦查员迅速找到林黑三,确认了刨花的事实,垃圾站的记录也显示钟松林确实倾倒了大量木屑。
虽然钟松林这人态度恶劣,但作案嫌疑也被排除了。
此时,审问程阿根的房间里气氛最为紧张。
老黄坐在程阿根对面,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盯着他。这种无声的压力让程阿根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闪烁,不敢与老黄对视。
“说吧,为什么违规坐电梯?工具包里藏了什么?”老黄突然开口,透着威严。
“我……我去买牛油……”程阿根结结巴巴地回答。
“买牛油需要坐客梯?需要那么慌张?”老黄猛地一拍桌子,“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程阿根浑身一抖,心理防线瞬间崩溃:“长官,我招!我全招!但我没偷皮包啊!”
原来,程阿根是个惯偷,平时手脚就不干净。
那天他趁着饭店忙乱,溜进库房偷了一大包废铜,藏在工具包里。
违规坐电梯是为了快点下楼,怕被人撞见。
出去也不是买牛油,而是去废品站销赃了。
专案组连夜找到那个收破烂的老头,追回了那包废铜。
看着那堆破铜烂铁,老黄无奈地叹了口气。
虽然抓了个小贼,但这条线索也断了。
三个嫌疑人相继排除,一个突发状况让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负责讯问隋留思的年轻侦查员小许,慌慌张张地跑进指挥室:“组长!不好了!隋留思跑了!”
“什么?!”江河天霍地站起。
原来,小许觉得隋留思是个老实人,又是组织考察对象,便放松了警惕,采取了单独谈话的方式。
隋留思在谈话中一直沉默寡言,中间还要了支烟抽。
抽完烟后,他说肚子疼要上厕所。
那时的厕所是分隔式的,小许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冲进去一看,窗户大开,人早已不知去向,早已混入了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跑了?这说明心里有鬼!”江河天当机立断,“通知各分局,封锁火车站、码头,严查出城路口!同时搜查他的住所!”
专案组迅速运转起来。
就在全城布控之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隋留思并没有逃多远,而是偷偷溜回了家,正好撞在派出所民警手里。
当他被五花大绑押回国际饭店时,整个人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江河天亲自提审。
“隋留思,你为什么要跑?是不是做贼心虚?”
隋留思抬起头,一脸的茫然和委屈:“报告政府,我……我是怕耽误事儿啊。”
“耽误什么事儿?送情报?”
“不……不是。”隋留思脸涨得通红,“我是怕耽误相亲。”
“相亲?”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原来,隋留思性格内向,快三十了还没对象。
好不容易托人介绍了两个姑娘,约好那天下午去松江见面。
他在饭店请假条都写好了,给了领班胡师傅。那天中午溜出去见的那两个女子,就是中间人。
他在接受讯问时,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去松江的火车要开了,心里那个急啊。
他又是个闷葫芦,不敢跟警察说实话,怕警察不信,脑子一热就借上厕所溜了。
“胡闹!简直是胡闹!”老黄听得哭笑不得,立刻让人去核实。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老黄在领班胡师傅乱糟糟的办公桌夹缝里,真的翻出了那张沾满油渍的请假条。
紧接着,专案组找到了那两个中间人张荫琴和朱小莺。
这两位的身份更让专案组惊讶:张荫琴是里弄的治安积极分子,丈夫还是华东军区的参谋;朱小莺更不得了,是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
两人证实了隋留思所言非虚,朱小莺甚至还拿出了那天买好的去松江的火车票。
“这……”江河天看着那一堆证据,苦笑道,“搞了半天,是个想老婆想疯了的情种。”
随着隋留思嫌疑的排除,黑板上那四个被圈红的名字,一个个被打上了叉。
线索,全断了。
忙碌了一整夜,抓了个偷铜的,追了个相亲的,唯独那个装着绝密钢板的皮包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江河天把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既然内部没问题,那就把目光往外看!我就不信,这皮包能飞了不成!”
新的侦查方向,指向了那些住在国际饭店里的“外人”。
03
江河天的“往外看”,意味着这只“黑手”极有可能来自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住店宾客。
“老黄,把那天所有住客的名单再筛一遍,特别是中午十二点前没退房的。”
江河天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长着两只手的,都给我查到底。”
案情分析室里,那块写满名字的小黑板被擦得干干净净,重新贴上了97名住客的名单。
这是一项繁琐枯燥的工作,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
首先被排除的是苏联一家三口。
那是市政府邀请的老朋友,政治背景清白,没有作案动机。
紧接着是一个20人的芬兰旅游团。根据随团便衣小董的记录,案发时间段,这群金发碧眼的北欧人正整整齐齐地在虹口公园野餐,享受着上海深秋难得的阳光。
专案组便将这一大块名单划去了。
剩下的是74名中国宾客。
老姜是个细心人,他一个个名字地过,当目光停留在“鲍正民”三个字上时,眉头微微一跳。
“鲍正民……鲍正民……”老姜喃喃自语,突然,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想起来了!”
众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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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不简单!”
老姜激动地翻出随身携带的一本旧案卷,“两个月前,我在办那个台湾保密局特务贾某的案子时,贾某交代过一个尚未落网的秘密联络人,名字就叫鲍正民!体貌特征是四十岁左右,身材微胖,左眉骨有道浅疤。”
老黄立刻调来了鲍正民的入住登记表。
资料显示,此人持天津公安局河西分局的介绍信,身份是天津荣丰纺织厂的采购员,住在1012客房。案发前一天入住,案发当日下午两点退房。
“找前台核实一下长相。”江河天指示道。
几分钟后,前台接待员的描述传回:客人确实微胖,左眉骨有疤。
特征吻合!
“好家伙,居然藏在眼皮子底下!”
郭俊峰兴奋地搓了搓手,“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鲍正民,十有八九就是冲着首长来的!”
专案组迅速对鲍正民展开了全方位的背景调查。
餐厅侍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当日上午,鲍正民曾在餐厅接听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提到了“法华镇刘三宝”。
“法华镇刘三宝?”老黄对上海滩的黑白两道了如指掌,“这人我知道,四十八岁,开茶馆的。以前是孙传芳的部下,后来在法租界当过‘包打听’,青帮里也有辈分。不过,这人立场摇摆,抗战时帮过日本人,也帮过咱们地下党运过药。”
经请示潘汉年副市长,证实刘三宝确曾为地下党做过事,属于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
于是,专案组决定先不动刘三宝,而是利用这层关系钓出鲍正民。
专案组对刘三宝茶馆老跑堂进行了秘密询问,证实鲍正民确实在那天去过茶馆。
鲍正民和刘三宝两人密谈了一小时,并约定周六再来茶馆碰头。
而今天就是周六。
这会儿茶馆里茶客稀疏,几个便衣侦查员扮作茶客,散坐在角落里,看似闲聊,眼角的余光却死死盯着门口。
十点刚过,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出现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棕色牛皮小箱子,神色匆匆地走进了茶馆。
“来了!”老姜低声示意。
只见刘三宝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将那男子引进了内间的雅座。
就在那扇雕花木门刚刚合上的瞬间,江河天大手一挥:“行动!”
几名侦查员如猎豹般冲了进去,一脚踹开房门。
“不许动!警察!”
房间里,鲍正民正要把那个牛皮小箱子放在桌上,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手一抖,箱子重重地砸在地上。
几把黑洞洞的枪口瞬间顶住了他的脑门。
“带走!”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
鲍正民被铐在椅子上,额头上全是冷汗。
那个让他视若珍宝的牛皮小箱子就放在审讯桌上,尚未打开。
起初,鲍正民还想负隅顽抗:“长官,我是天津荣丰纺织厂的采购员,来上海是买机器的!我有介绍信!这是误会啊!”
老黄冷笑一声,把一份审讯记录甩在他面前:“误会?贾某你认识吗?保密局中校特工鲍正民,还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
听到“贾某”和“保密局”这几个字,鲍正民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
“我……我招,我全招。”
原来,鲍正民确实是军统的老牌特工,抗战胜利后虽然脱离了军界,但一直拿着保密局的津贴,负责搜集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毛森还专门召见过他,命令他潜伏下来伺机而动。
“那这次行动,是不是毛森指使的?皮包在哪里?”江河天厉声问道。
鲍正民一脸茫然:“什么皮包?长官,解放后我可没干过一件坏事啊!我也没接到过毛森的新命令!”
“没干坏事?那你化名住进国际饭店,还跟刘三宝接头,是想干什么?”
鲍正民哭丧着脸解释道:“长官,我是真怕了。我看共产党镇反那么厉害,哪还敢搞破坏啊?我就想保条命。我去天津那是真的想做生意,这箱子里装的都是纺织机械的样品。找刘三宝,是因为听说他路子野,能帮我从协华机器厂搞到紧俏的零部件,我想赚点差价。”
“那为什么住国际饭店?”
“这就更丢人了……”鲍正民老脸一红,“我有相好的,以前是富家小姐,娇气得很。跟我幽会非得去高级地方,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华懋饭店,不然人家不来。我这次回来,一是做生意,二就是为了会会她。”
这时,技术科的人员打开了那个牛皮小箱子,面没有什么防弹钢板,只有一堆冷冰冰的金属齿轮和轴承样品。
审讯再次陷入了僵局。
虽然抓获了一名潜伏特务,但这似乎与“警卫皮包”案毫无关联。
“不可能这么巧!”郭俊峰不甘心,“查他的时间!案发那天中午他在哪?”
根据鲍正民供述,那天中午他在南京西路的“梅龙镇酒家”请客吃饭。
在座的除了中介人,还有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和明太阳工具经销中心的几位代表。
刘三宝的供词也印证了这一点。
专案组兵分几路,迅速核实。
鲍正民那位娇气的姘头证实了幽会,那几家机器厂的代表也证实,那天中午他们一直吃到下午一点多才散席。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查员还特地去了梅龙镇酒家,找到了当班的侍者。
侍者对这桌客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点了不少名贵菜肴,而且那个操着天津口音的胖子(鲍正民)一直在高谈阔论。
一条完整不在场证明链条形成了。
鲍正民确实是个特务,但他是个已经被吓破胆、只想捞钱的“废子”,他对那个装着绝密钢板的皮包一无所知,案发时他正忙着在酒桌上推杯换盏。
线索再一次断得干干净净。
抓了个特务,本该是件大功,但专案组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了块大石头。
江河天看着满屋子垂头丧气的下属,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同志们,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明天全员休息一天。回家睡个好觉,洗个澡,换换脑子。后天一早,我们重新开始。”
没有人欢呼,大家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无奈的“休息令”,却成为了破案的关键转折点。
04
专案组成员回家补觉,但江河天自己并没有离开市局。
他对着那张画满红叉的案情分析图发呆,烟灰缸里的烟头又堆起了一座小山。
没想到转机就这样无声无息到来了。
休息日的下午,国际饭店1410号房刚入住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客。
午后小憩醒来,她习惯性地伸手去摸放在床头柜上的钻石项链,结果项链凭空消失了
“喂,总台吗?我的项链不见了。”女客的声音带着焦急,“可能是睡觉时不小心碰掉进夹缝里了,麻烦派人来帮忙找找。”
几分钟后,两名侍者敲开了房门。
为了寻找那条细小的项链,他们合力移开了沉重的床头柜。
项链果然静静地躺在地板缝隙里,但在拾起项链的那一刻,其中一位姓吴的老侍者皱起了眉头。
吴师傅在国际饭店干了十几年,对客房卫生有着近乎洁癖的敏感。
他捏着项链,指着上面沾染的一团絮状灰尘,低声对同伴说:“不对劲。咱们饭店规定两周彻底清理一次死角,这种陈年的‘老鼠灰’只有那种从来不挪动的大床底下才有。这才几天,怎么会有这种灰?”
同伴有些不解:“也许是上次打扫没弄干净?”
“不可能。”吴师傅摇摇,“除非……这几天有人动过这张大床,把底下的灰给扬出来了。”
联想到这几天饭店里沸沸扬扬的失物案,吴师傅心里咯噔一下。
他没声张,退出房间后立刻找到了工会主席。
工会主席一听,当机立断:“有问题!得把床移开彻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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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惊动客人,服务台找了个借口给香港女客调换了一间更好的套房。
客人前脚刚走,吴师傅和工会主席后脚就冲进了1410房。
几人合力将那张宽大的双人床推开。
随着沉重的摩擦声,床底下的秘密暴露在灯光下,在那厚厚的积灰中,赫然躺着一个长方形的物件,用旧报纸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吴师傅小心翼翼地揭开一角报纸,露出了里面冷硬的金属光泽。
那是一块钢板,比公文包略小,沉甸甸的。
电话铃声在市局办公室骤然响起,江河天一把抓起听筒。
几秒钟后,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被带倒在地发出巨响。
“找到了!所有人,立刻归队!去国际饭店!”
当江河天赶到1410房时,陈毅的警卫参谋已经先一步到达。
参谋颤抖着手抚摸着那块钢板,指着边角上一串不起眼的钢印编号:“没错!就是它!编号对得上,这就是首长的那块护身符!”
钢板失而复得,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这仅仅是解开了一半的谜题。皮包呢?窃贼是谁?
老黄拿着从前台调来的入住记录:“1410房,案发前后的住客是芬兰人哈默尔夫妇。就是那个即使案发时,正是芬兰旅游团成员!”
“不可能啊,”郭俊峰疑惑道,“便衣小董的记录里,那天中午芬兰团20个人整整齐齐在虹口公园野餐,这也是我们之前排除他们的铁证。”
“铁证?”老黄冷笑一声,从公文包里抽出那本从不离手的工作手册,“我刚才重新核对了小董的记录本和海关的入境名单。你们看,入境时,这个团是8男12女。但小董在公园记录的人数虽然也是20人,性别却是7男13女!”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一阵惊叹。
“你是说……”江河天眼睛一亮。
“没错!少了一个男的,多了一个女的!这就是典型的‘狸猫换太子’!那个哈默尔根本没去野餐,他找了个女人冒名顶替,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自己却留在了饭店作案!”
经过紧急传唤,当天的导游供出了实情:那天哈默尔确实装病没去,代替他去的是他住在上海的妻妹西恩斯娓。
因为当时管理松散,导游觉得人数对得上就没当回事,也没跟便衣小董汇报。
老黄迅速勾勒出了哈默尔的心理画像:“这个哈默尔绝对是个惯偷。他看到警卫提包沉重,以为是金条或者美钞,贪念顿起。得手后回到房间,发现只是一块‘废铁’,大失所望。但他不敢带出饭店,怕门口检查,又舍不得那个昂贵的意大利真皮皮包。于是,他把钢板藏在床底,企图蒙混过关,皮包则随身带走。”
“现在他在哪?”江河天问道。
“情报显示,芬兰团昨天已经离沪去北京游览,预定今天下午从北京坐火车去广州,然后转道香港离境!”
江河天看了一眼手表,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还有机会!立刻联系北京公安局协助,我们马上飞北京!”
此时的北京前门火车站,人潮涌动。
哈默尔穿着一件风衣,帽檐压得很低,正站在站台上抽烟。
他的神情看似悠闲,但眼神却不时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行李已经搬上了车,只要火车一开动,他就将彻底逃离这个让他心惊胆战的国家。
突然,几辆吉普车呼啸着冲进站台,刺耳的刹车声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车门打开,江河天、老黄和几名北京的公安干警跳下车,径直向哈默尔冲去。
哈默尔看到了这一幕,夹着烟的手指微微一颤,但他没有跑。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逃跑只能是死路一条。
“哈默尔先生,你的旅程结束了。”江河天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说道。
哈默尔苦笑了一下,用生硬的中文说道:“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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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句对不起能解决的。”老黄上前一步,从他身后的行李堆里拎出一个箱子,“打开。”
箱子打开,在一堆衣物下面,那个黑色的意大利牛皮公文包静静地躺在那里。
虽然里面的钢板已经不在,但皮包上那特有的磨损痕迹。
面对铁证,哈默尔长叹一声,垂下了头。
经审讯,哈默尔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正如老黄推测的那样,这完全是一起因贪念而起的临时起意盗窃案。
那个让他费尽心机偷来的“宝物”,最终成了送他进监狱的铁证。
数日后,一份详尽的结案报告被送到了中南海。
虽然这起案件最终证实只是虚惊一场,并未涉及特务暗杀,但它暴露出的安保漏洞让高层深为震动。
以此为契机,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对高级干部的安保制度进行了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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