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奏折断交情：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恩仇录

大国博弈，虽然拼的是实力，但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道”之争。大漂亮的“霸道”横行了两百多年，当熊猫的“王道”兴起之时，大漂亮也不得不退让三分。至于受霸道控制多年的大漂亮盟友小弟们，也不得不左顾右盼，各怀鬼胎，明面上对大漂亮仍是毕恭毕敬，但私下里也因为“三观”逐渐不和，慢慢搞起了小动作。最近小日子是一点也不安分，高姐对着熊猫一系列挑衅的动作，皮痒的厉害。古人说四方蛮夷“畏威而不怀德”，说得就是小日子，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却总想着替西洋主子卖命，对主母咆哮撕咬，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忘恩负义”。这恰如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恩怨。

上期我们说到，曾国藩与兄弟曾国荃历尽艰辛，终于攻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

同治三年（1864）七月的一个清晨，一封六百里加急的奏折送达紫禁城。端坐在龙椅上的慈禧太后展开奏本，眉头越皱越紧。这是左宗棠的奏折，上面详细陈述了太平天国洪秀全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已从南京逃至湖州，并被太平军余部拥立的情况。慈禧勃然大怒——因为就在十几天前，曾国藩刚奏报“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

这一纸奏折，彻底改变了两个湖南人的关系。曾国藩与左宗棠，这两位晚清政坛的擎天柱，从此分道扬镳。

布衣之交：相知于微时

左宗棠自幼聪颖，却科场失意。在曾国藩已官至侍郎时，左宗棠还只是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中的一名师爷。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与左宗棠初次深谈。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评价曾国藩：“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这番评价，已隐隐透露出左宗棠内心的傲气与不甘。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凌辱朝廷命官樊燮而面临杀身之祸。曾国藩闻讯“焦灼极切”，全力周旋相助，最终使左宗棠化险为夷。这段经历，本应成为二人情谊的基石。

脱险后的左宗棠投奔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毫不吝啬地保举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使左宗棠获得襄办湖南军务的职位。随后，曾国藩派左宗棠回湖南募勇，组建楚军。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更将浙江军务全盘托付，并保举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封疆大吏行列。

天京陷落：裂痕初现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南京城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曾国荃，向兄长报捷时称幼天王已“积薪自焚”。曾国藩不疑有他，当即以此上奏朝廷。

然而真相是：就在湘军忙着抢劫各王府财物时，李秀成等人已护送幼天王冲出重围。这个疏忽，成了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

更让曾国藩措手不及的是，左宗棠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知幼天王下落後，竟绕过他直接上奏朝廷。奏折中，左宗棠不仅报告了幼天王在湖州的消息，更夸大其词地说太平军余部十万余人“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

这道奏折的杀伤力在于，它暗示着太平天国事业未绝，而曾国藩先前的捷报有欺君之嫌。慈禧太后果然震怒，下旨严厉斥责曾国藩，要求他查明实情并惩处相关责任人。

恩怨根源：左宗棠的科举情结与瑜亮情结

左宗棠为何要如此对待有恩于自己的曾国藩？深层原因可追溯至他内心深处的两个“情结”。

一是“科举情结”。左宗棠才华横溢却三次会试不第，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抱有莫名的敌意。他在家书中写道：“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这种心理，使他看待曾国藩时总戴着有色眼镜，不自觉放大曾国藩的缺点。

二是“瑜亮情结”。左宗棠常自比诸葛亮，自称“今亮”（当今的诸葛亮）。他坚信若非曾国藩占据主帅位置，自己本可更早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晚年为《铜官感旧图》作序时写道：“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这句话赤裸裸地表达了他希望曾国藩早死，自己取而代之的心态。

性格决定命运：两种处世哲学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决裂，本质上是两种性格、两种处世哲学的碰撞。

曾国藩讲究“诚”与“忍”，即使在左宗棠公开背刺后，他仍未采取报复行动，反而在公开场合依旧推重左宗棠的才能。这种隐忍，源于他对世事的深刻认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这种对舆论本质的洞察，体现了他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智慧。

而左宗棠则锋芒毕露，敢作敢为。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日后收复新疆的伟业，也导致了他与曾国藩的决裂。在左宗棠看来，真理与功业比人际关系更重要；而在曾国藩看来，人际关系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

单从格局来看，左宗棠着实做人不地道。于公，对于没落的清王朝来说，剿灭太平天国是当时的首要目标，“天京”本就是易守难攻的高城壁垒，曾国藩兄弟历尽艰辛攻克南京城，虽有疏漏放跑了“幼天王”，但总体上对战局并不会有太大影响，若此时湘军上下一心，亡羊补牢，仍然能够有效的控制局势，获得全功；于私，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拔擢之恩，即便不能危难相救，但也不至于落井下石，左宗棠在奏折中夸大了“幼天王”的威胁，实际上却是将曾国藩兄弟架上了火炉。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曾左二人能够精诚合作，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和目标。但当外部威胁减弱时，内部的竞争便凸显出来。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勾践与文种、刘邦与韩信……“共苦易，同甘难”似乎成了人际关系的魔咒。“道不同不相为谋”实在是官场上的大实话。

令人遗憾的是，曾左二人至死未能真正和解。但耐人寻味的是，左宗棠后来在西北战场上的作为，反而在某些方面延续了曾国藩的治军理念。最激烈的对手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共鸣。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去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番评价，是否暗示着他内心的复杂情感？历史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这种留白恰恰引人深思。

曾左两人的恩怨或许不在于孰是孰非的判断，而在于对人性局限的认知。两个杰出人物因性格、境遇的差异而从合作走向对立，这种模式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理解这种必然性，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审判，才是我们读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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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宏杰《曾国藩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姜忠喆 《曾国藩全书》辽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