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他在战斗中身中七弹，奄奄一息时叮嘱身边人：“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安逸”

01

“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安逸。”

1938年3月17日，山东滕县的西门外，满身是血的王铭章倒在了血泊里。

身中七弹，肠流遍地，这位中将师长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声音，竟然是觉得“安逸”。

这要是搁在平时，听到“安逸”这两个字，大家伙儿想到的肯定是喝茶打牌晒太阳。

可在那个人间地狱一样的战场上，在一个连完整的尸首都很难凑齐的时候，这句话就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每一个活着的人心口上。

为什么一个要去死的人会觉得安逸？

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不用再受那份窝囊气了，他把四川人的骨头，硬生生插在了山东的土地上。

02

这事儿吧，得先从那年的大背景说起。

1938年初的中国，局势那是相当的难看。

那个号称“山东王”的韩复榘，手握重兵，装备精良，结果日本人还没怎么动真格的，这哥们儿就脚底抹油——溜了。

他这一跑不要紧，把济南丢了，泰安丢了，整个山东的大门就像是自家后院没关门一样，直接向日本人敞开了。

老百姓都在骂，蒋介石也是气得不行，虽然后来把韩复榘抓起来给崩了，但烂摊子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日本人那是相当狂妄啊，矶谷廉介率领的第10师团，那是日军的王牌主力，开着坦克，拉着重炮，甚至还有飞机护航，就要沿着津浦铁路南下，想一口气吞掉徐州。

就在这个时候，一支被人瞧不上的队伍，晃晃悠悠地开到了前线。

这就是川军。

说实话，当年的川军，日子过得是真苦。

咱们现在看电视剧里，川军好像都挺威风，但实际上，那会儿的川军被称为“叫花子兵”。

大冬天里，好多士兵还穿着单衣，脚上踩着草鞋，手里拿的家伙事儿更是五花八门。

有的背着“老套筒”，那是清朝时候的老古董了，膛线都磨平了，子弹打出去能飞哪儿去全看天意；还有的拿着四川土造的步枪，打几枪枪栓就拉不开。

就这装备，别说打坦克了，就是打个野猪都费劲。

所以这支部队出川抗战的时候，一路上是受尽了白眼。

走到哪儿，哪儿的战区长官都嫌弃，觉得他们战斗力不行，装备又差，还要吃要喝，简直就是个累赘。

那时候流传个说法，说川军有“双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

但这帮四川汉子心里憋着一股火啊。

尤其是第122师的师长王铭章。

这人长得斯斯文文的，平时说话也客气，但骨子里那是典型的四川脾气——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底。

出川之前，他在德阳搞了个誓师大会。

那场面，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口号。

王铭章回到家，也没跟老婆孩子多磨叽，直接就把遗嘱写好了。

他在遗嘱里写道：“吾以死报国，积年薪俸所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用，余则建立公益事业。”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子这次出去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家里的钱够老婆孩子吃饭上学就行，剩下的全捐了。

你看，这哪是去打仗，这分明就是去赴死。

带着这种决绝，王铭章领着这帮穿草鞋的弟兄，一路翻山越岭，走到了山东滕县。

03

到了滕县一看，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这地方是徐州的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日本人要想打徐州，就必须先拿下滕县。

但留给王铭章的是个什么摊子呢？

名义上他是个师长，但他手底下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外围去打游击、搞配合去了。

真正留在他手里守城的，满打满算也就两三千人。

而且这两三千人里，真正的战斗人员更少，还有一部分是县里的警察和保安队。

就这点人，拿着那点破烂装备，要挡住全副武装、有坦克飞机支援的日军精锐师团。

这简直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但王铭章没退。

他把城防布置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些本来就破旧的城墙堵了又堵。

1938年3月14日，日本人来了。

那天一大早，日军的炮弹就像不要钱一样砸了过来。

滕县的城墙在重炮面前，跟纸糊的差不多，没几下就被炸开了缺口。

日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发起冲锋。

那时候的坦克，对于中国军队来说，简直就是无解的怪物。

子弹打上去叮当响，手榴弹扔过去也就听个响。

但川军这帮弟兄，是真狠。

既然远了打不动，那就放近了打。

他们躲在废墟里，躲在弹坑里，等鬼子走到跟前了，突然跳出来。

没有反坦克武器，就用集束手榴弹。

一个人抱一捆，两个人抱两捆，直接往坦克履带下面滚。

这种打法，完全就是一命换一命。

第一天的战斗打下来，日本人懵了。

他们原本以为，这帮穿草鞋的中国兵，在皇军的炮火下早就该崩溃投降了，或者像韩复榘那样早就跑没影了。

结果这帮人就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阵地上。

日军冲了好几次，丢下了一地的尸体，硬是没推得动。

王铭章站在指挥部里，听着外面的炮声，脸上一片平静。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日本人吃了亏，肯定会更疯狂地报复。

果然，第二天，3月15日，日军调来了更多的重炮，天上的飞机也开始轮番轰炸。

整个滕县县城，几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但就是在这样的废墟里，川军还在坚持。

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用大刀砍；大刀卷刃了，就上牙咬。

有个连队守在东关，一百多号人，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

连长腿都被炸断了，还靠在墙根下指挥战斗，直到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

04

到了3月16日，战况已经惨烈到了极点。

这时候，最让王铭章感到绝望的，不是眼前的敌人，而是身后的“友军”。

其实在滕县附近，是有援军的。

大名鼎鼎的汤恩伯军团，装备着中央军的精良武器，就在外围活动。

王铭章是一封接一封的电报往上发，请求支援，请求哪怕给点炮火掩护也好。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急了，给汤恩伯下死命令，让他赶紧增援滕县。

但汤恩伯的部队呢？

一直在“机动”，在“迂回”，在“寻找战机”。

说白了，就是不想把自己的主力往这个绞肉机里填。

王铭章是个聪明人，打了一辈子仗，他看这架势就明白了。

自己成了那枚弃子。

没人会来救他们了。

在那一刻，他心里可能有过愤怒，有过无奈，但最后都化作了一种决绝。

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下令，把滕县所有的城门，全部堵死。

这就是告诉所有的弟兄：咱们没退路了，也没打算留退路。

这一天，日军集中火力轰开了东关的城墙，大批日军涌入了城内。

巷战开始了。

这是最残酷的战斗形式。

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甚至每一堵墙，都成了争夺的焦点。

川军士兵们利用地形，跟鬼子玩起了捉迷藏。

鬼子也不敢大意，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他们在城里使用了火焰喷射器。

这东西太毒了，对着掩体一喷，里面的战士瞬间就变成了火人。

但即便这样，依然没有一个川军士兵投降。

有的战士身上着了火，惨叫着冲出来，一把抱住鬼子，两个人一起烧成灰。

这种惨烈的场景，连对面的日军都感到胆寒。

到了3月17日，王铭章手里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打光了。

连他身边的警卫连，都已经填到了第一线。

整个师部，除了几个参谋和副官，已经没兵可调了。

王铭章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地图。

他在这里坚持了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是用几千条川军弟兄的命换来的。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他给李宗仁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八个字：

“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发完这封电报，王铭章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装。

那身军装已经破烂不堪，沾满了血迹和灰尘，但他还是把扣子扣得严严实实。

下午，日军已经逼近了师部。

王铭章决定，把指挥部转移到西关火车站去，那里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他带着最后的几个随从，跨上战马，冲出了师部。

但就在他们刚刚冲到西门附近的时候，不幸发生了。

日军的一挺机枪，早就封锁了路口。

密集的子弹像泼水一样扫了过来。

王铭章身下的战马被打成了筛子，悲鸣着倒下。

王铭章也从马上摔了下来，腹部中了弹，血流如注。

身边的副官和卫兵想冲上去把他背走。

但王铭章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的肠子都流了出来，剧痛让他几乎昏厥。

但他还是强撑着一口气，推开了想来救他的部下。

那时候，四周全是枪声和喊杀声，滕县已经是一片火海。

王铭章看着眼前这帮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脸上没有恐惧，反而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那是一种解脱，一种释然。

他费力地张开嘴，用那口地道的四川话，说出了那句让后人泪奔的遗言：

“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安逸。”

安逸。

在四川话里，这是舒服、满意、享受的意思。

一个身中七弹、生命垂危的人，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居然觉得安逸。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四川人丢脸，没有给中国军人丢脸。

比起像韩复榘那样苟且偷生，死在冲锋的路上，死在保家卫国的阵地上，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逸。

05

王铭章闭上了眼睛。

日军冲上来的时候，对着他的尸体又补了几枪。

这帮没人性的东西，哪怕面对一个已经战死的对手，依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

王铭章牺牲后，滕县城内的残部依然在战斗。

那几百名伤兵，不愿意当俘虏。

他们在日军冲进来的时候，拉响了最后的手榴弹，或者互相把枪口对准了战友的脑袋。

宁死不降。

整个滕县保卫战，川军第122师及配属部队，伤亡殆尽。

消息传出来，举国震惊。

那个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颇有城府的李宗仁，听到王铭章殉国的消息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说了一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话：

“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确实，正是因为王铭章在滕县死死拖住了日军第10师团三天三夜，消耗了日军大量的锐气和弹药，才给李宗仁调兵遣将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半个月后，台儿庄大捷爆发。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灭日军一万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

这场胜利的军功章上，有着王铭章和那三千川军将士的一半血染的颜色。

王铭章的灵柩运回四川的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都自发地跪在路边。

那个场面，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大家都知道，这回回来的，是个真英雄。

而那个逃跑的韩复榘，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坟头草都几米高了，除了骂名，啥也没剩下。

那个一直“机动迂回”的汤恩伯，虽然这仗之后还在带兵，但他在滕县的表现，成了他军旅生涯里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污点。

有人说，王铭章太傻了。

明明知道是送死，明明知道友军不靠谱，为什么还要那么拼？

但你想想，那个年代，如果人人都精明，人人都算计着怎么保存实力，怎么升官发财，那中国早就亡了。

正是因为有像王铭章这样的“傻子”，觉得死在战场上比活着当亡国奴更“安逸”，咱们这个民族才能挺直了脊梁骨走到今天。

那些自以为聪明、算计了一辈子的人，最后在历史书上可能连个名字都留不下，或者留下也是个笑话。

而那个穿着草鞋、满身是血的四川汉子，却活成了咱们心里的一座碑。

“老子死在这里很安逸。”

这句话，比什么豪言壮语都管用，它响当当地砸在地上，八十多年过去了，还能听见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