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指挥的第3兵团损失3万，陈赓抱病赴朝，将对方骂的哑口无言

1951年4月二十日薄暮，将临的春雨把临津江上空压得极低，3兵团指挥部里却一片燥热。临时主帅王近山把地图摊在桌面，用烟斗柄在乌黑的山脉线上重重一敲：“今晚一定要撕开缺口！”参谋们面面相觑——这已是三天来他第七次要求“今晚必须突破”。

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总方针，在几天前已由彭德怀元帅电告各部：抢在联合国军稳住防御前，力图分割其西、中、东三线，一举拔掉汉城“这颗钉子”。名义上，3兵团担任正面突击，配合左翼宋时轮第9兵团的山地穿插和右翼杨得志19兵团的渡江迂回。然而，胜负的天平从一开始就没有向王近山倾斜。

3兵团的底子并不差。12军、15军和60军都是在华东、华中血战出来的老部队，过去打蒋军，大兵团冲锋一声吼就能拿下县城。但朝鲜半岛不一样，这里沟壑纵横，火炮呼啸，美军制空权牢牢在手。战前，陈赓因伤病留在北京治疗，无法随军，兵团由副司令员王近山代任。王素以骁勇闻名，作风凌厉，却缺了几分对现代化战争的敬畏与耐心。

对面的新上任者是李奇微。与麦克阿瑟的“明星司令”派头不同，这位步兵出身的中将最懂节节撤退、按需防御的要领。4月中旬，他察觉志愿军正沿三八线大举集结，立即收缩阵地，构筑环形火网，并把土耳其旅放在最前方，做一把锋利的“钉子”。

22日夜，战火骤燃。左翼第9兵团势如破竹，直插汉江北岸；右翼19兵团虽然被炮火截击，也在两日后趟水过江。唯独3兵团在涟川、抱川一带和土耳其旅胶着，攻击被一次次顶回。彭德怀的电话先是询问：“王近山，你那边怎么还不过线？”王近山咬牙回答：“正在组织夜袭，明早就打通。”可天亮后，前沿依旧没动静，反倒是敌机从汉江口追着大路猛轰，运输卡车烧成一串火炬，弹药口粮被封在南边，再也过不来。

有意思的是，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志司原本估算消灭敌军七八个营，实际只抓住了一个团。战果不及预期，原因在何？后方许多将领把矛头对准180师的“走散”。但内部总结会逐步揭开另一层真相：中路扳不动，导致联军四处机动有了回旋余地，东线南朝鲜军虽然被打穿，却很快得到美二师大批坦克、火炮支援，崩溃变成退却，包围也就难以形成。

战役第二阶段，彭德怀令9兵团东调，再次杀向通罗里一线，企图先吃掉四个南朝鲜师。这个计划成立的前提，是3兵团必须在金化到铁原间顶住美骑一师和土耳其旅，掐断西援东送的通道。然而，5月17日晚，王近山判断失准，以为美军会继续龟缩汉江，于是把一部主力拉去追歼溃兵，结果中线被撕开口子。美25师、1骑兵师沿国道开进，南北夹击，迫使9兵团停止扩张。张桃芳所在的60师本已掀翻南朝鲜3师，却再也无力吞下东援的美军整建制坦克团。

在随后的撤退中，空地火力的联合打击威力彻底显现。5月24日清晨，3兵团前线指挥所被美军F-80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炸成一片火海，电台被焚、电话线被切，三个昼夜杳无联络。60军孤立无援，驻守亥隅里、龙源里的180师横遭包围。师长张达志反复申请突围，联络却总在半截被敌机截断。等到上级找到人，只剩下不足三千人翻山北撤，其余官兵星散于深山，至1953年陆续回归者屈指可数。

战后清点，3兵团付出三万多人的惨痛代价，占第五次战役总伤亡近半。六月初，身患心脏病、肋骨仍缠绷带的陈赓登上鸭绿江浮桥。有人劝他说：“首长，先把身体养好。”他摆手：“兵团垮了，躺在北京又有什么用？”抵达安州野战指挥所后，他顾不上休息，先听完作战科的详报。夜里，王近山硬着头皮请示。陈赓靠着行军床，压着火气问：“你到底是怎么指挥的？你把麦克阿瑟当黄维，还是把李奇微当杜聿明？”王近山沉默良久，只低头说了一句：“我急了。”

随后几天，陈赓召集军、师将领，提出“先咬小的、牵住大的、能吃一个算一个”的新思路——后来被官兵们戏称“零敲牛皮糖”。重点是夜袭，分散潜伏，小股包围，避免白昼硬冲炮火。他还下死命令：电台永远不能关机，联络员不用睡觉也要守在机旁。一个星期后，美军在铁原周围被磨得寸步难行；多次营救南朝鲜残部未果，却自己伤亡不菲。

19兵团配合牵制，在汉江南岸翻山突袭，将美军注定赶回原先的“李奇微防线”。到了6月10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战役宣告结束。虽然未能如愿拔下汉城，也没能合围美韩主力，但志愿军再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且迫使联合国军同意坐到谈判桌前。对比首阶段的溃败，3兵团在陈赓指挥下稳住阵脚，终于没有再出更大漏子。

值得一提的是，后勤困境始终是第五次战役的隐痛。每位志愿军官兵平均每日口粮不足一斤，炮弹定量常常减半，而对面运输线已推进到距离前沿三十公里的龙山口。美军一门155榴弹炮一天可以倾泻两百发，3兵团许多山炮连却只剩寥寥三五发炮弹。如此悬殊的“火力差”，让王近山那句“今晚一定要撕开缺口”在战后显得格外刺耳。

从作战规律看，3兵团的问题并非单纯个人失误。部队刚换防就仓促上阵，侦察不充分，后勤没跟上；加之过度乐观的估计，导致了战机判断失准。也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后来在总后勤部体系内大刀阔斧地推行“定额补给、按需直达”，并提升了空情情报的时效，一系列改革，正是付出代价后换来的硬账单。

时间过去多年，战史研究者在翻阅志愿军档案时常能看到两位将军的批注：王近山在1963年的自述里写道，“人不怕死，怕算错账。”而陈赓晚年也说过，“经验得之于血，岂可当儿戏。”这些线索告诉人们，英雄也会失手，失手后的冷静反思，比打得赢时的欢呼更珍贵。

180师的剧痛让全军上下深刻体会到现代战争的残酷。后来，在上甘岭、在金城，志愿军的火力配置和通信保障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第五次战役的伤痕逼迫着指挥体系走向成熟。若说第五次战役留下什么醒世恒言，那便是：在钢铁与火焰面前，血勇尚需算术，魄力必须和情报、后勤一同上阵。

至于那场著名的“痛骂”，见证者回忆最深的是陈赓站在指挥帐外，掀起帆布，寒风灌进来，硝烟味混着碘酒味。“记住了，”他抬手指向南方，“打美军，不能用打旧军阀的法子，脑子不转，炮火会替你收尸。”王近山紧抿嘴角，敬了个军礼，再没辩解一句。

战斗的硝烟已散，但那声厉喝至今回荡在不少老兵心中：轻敌一寸，代价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