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班长直升团长，39岁成正兵团级，因一次失利憾失上将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中，王世泰的经历很特别。他的人生有两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他从班长被直接提拔为团长，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提升。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的指挥问题影响了他后面的军旅生涯。从黄土高原的烽火岁月，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他的故事为那段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故事要从一九三零年的陕甘边区说起。二十岁的王世泰在山沟里加入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队伍经常缺衣少食，一边转移，一边还要应对国民党民团的“围剿”。

王世泰从普通战士做起，因为作战勇敢，很快被提拔为班长。这支队伍番号几经变化，从游击队转为正式的红二十六军，后来又遭遇挫折。在这种不断变动、艰难求存的环境中，王世泰迅速成长起来。

一九三二年底，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为了组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省委派来杜衡主持会议。上级要求多选拔工农出身的干部，经过大家举手表决，出身贫农、作战经验丰富的班长王世泰被破格选为红二团团长。他从班长直接升任团长，跳过了中间多级职务。全团当时只有两百多人，枪支杂乱，这位年轻团长很快就面临严峻考验。

一九三三年六月，杜衡强令红二团离开陕北根据地，南下到关中平原的渭华地区。刘志丹等人认为这个计划太过于冒险，提出反对意见，但没有被采纳。部队渡过渭河后，在蓝田县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遭受重大损失。

更严重的是，杜衡中途离队，不久后便投敌。部队被打散，王世泰和刘志丹等少数人分头突围。他们换上老百姓衣服，日夜潜伏和赶路，历经数月艰险，才带着寥寥数人返回照金根据地。这次南下失败代价沉重，也使得王世泰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

人活下来了，王世泰没有消沉，他和同志们一起重新组建队伍，在陕甘边区坚持游击战，后来又参与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他们取得一场重要胜利，那就是劳山战役。王世泰率部配合红十五军团主力，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大部分兵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需要可靠力量守卫，王世泰的任务也随之转变。他长期负责边区保安工作，重心从对外作战转为保卫后方。他带领部队开荒生产，实现自给。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进犯爷台山，他指挥部队坚决反击，打退了进攻。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再度紧张，解放战争开始。王世泰继续在西北战场指挥作战。一九四八年四月，西北野战军向西府地区发起攻势。此时王世泰担任第四纵队司令员，所部在扶风、岐山一带担负阻击任务。初期进展顺利，甚至一度攻占宝鸡。但战场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和马家军骑兵联合反扑，攻势猛烈。

在胡宗南部与马家军骑兵联合反扑的猛烈攻击下，四纵防守的防线承受巨大压力。面对危急情况，王世泰没有向野战军司令部请示，便下令部队转移阵地。

这一行动导使得防线出现缺口，敌军乘隙而入，直接威胁到野战军主力的侧后，导致全局陷入被动。战后总结，西府战役中西北野战军损失约一万五千人。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痛批四纵的表现，及王世泰的“无组织无纪律”，王世泰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场战役成为他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多年后王世泰回顾此事时认为，失利并不是四纵一方的责任，全军对敌情的判断都存在不足。但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发展轨迹。

西府战役后，王世泰后续仍担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随后被调离军事指挥岗位，改任第二兵团政委，直至1949年后彻底离开了军队系统。十一月，他转赴地方，担任甘肃行政专员公署主任。紧接着一九五零年一月，他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同时兼任省军区司令员。

对他而言，转到地方工作如同奔赴一个新的战场。面对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甘肃，他主持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随后投身更艰巨的经济建设工作。他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政委，主持修建天水到兰州的“天兰铁路”。这条铁路建成后成为连接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大动脉。他还领导了玉门油田的扩建，为新中国早期石油工业发展作出贡献。

一九五二年军队干部定级时，王世泰被定为正兵团级。授衔前，陕北红军需确定一名上将代表。初评名单中，王世泰与阎红彦均被列为候选人。

但最终指示：“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因此，王世泰的名字被从名单中划去，阎红彦成为唯一获授上将军衔的陕北红军代表。

以王世泰的资历和级别，如果仍在军队，一九五五年授衔时很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已完全转入地方工作，因此和将星擦肩而过。晚年他对此看得很淡，认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为国家做事。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王世泰在海南海口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多个重要阶段。从班长被直接推举为团长，再到盛年指挥兵团作战，这条道路在战争年代显得特殊，也体现出当时务实的人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