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特工刘鹤孔，携妻子打入敌人心脏，不幸被日军捕获，后来呢

1944年3月15日深夜，刚过子时，上海法租界白尔部路一栋三层公寓的门被撞开。十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手电光在墙上乱晃，两秒后停在一架黑色短波电台上。刘鹤孔低头护住一岁的女儿，妻子齐克君被推到一边，空气里全是湿冷的霉味。破门声，婴儿哭声，靴子踏地声，混作一团。

这一刻距离他以“王保华”身份租下那间店铺，已过去整整五年。五年前的初夏，他还在延安汇报工作；五年间，他从山沟走进大都会，又从商号后间把情报一份份发往延安。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文具店老板”曾在莫斯科郊外的松林里学过三百多小时加密通信。

故事要追溯到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抵达星星峡，中央代表陈云带来决定：选派十余名通讯骨干赴苏联受训，刘鹤孔榜上有名。当时他才二十四岁，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军服，眼神却亮得像雪线上的星。到莫斯科，他第一次摸到最新式便携电台，也第一次用俄语报告坐标。两年速成，他学会的不只是摩尔斯电码，还有如何在陌生城市活下去的本事。

1939年春，他奉命折返上海。法租界街角，新开的“万兴五金店”挂着红底金字招牌，开张那天鞭炮齐鸣，热闹得像真做买卖。白天，他与洋行采购讨价还价；夜里，他把天线沿水泥墙一路拉到阁楼。凌晨一点，灯一闪，他按下发报键，十二秒一组的短促脉冲掠过苏州河。

同年五月，他在霞飞路巴黎电影院门口第一次见到联络员“老陈”。那是一位着深灰西装的中年人，面色温和，眼神锋利。两人仅用五句话核对暗号，便各自离开。三天后，“助手”齐克君出现。在外人眼里，她是来投奔丈夫的北方姑娘；实际上，她记得比刘鹤孔更多的密码本改写规则。

这对假夫妻配合默契，一份日军兵站油料清单，一个汪伪警备司令部调防指令，都能在数小时内传到延安。危险也随之逼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宪兵获准接管租界，他们带来最新型无线电侦测车。刘鹤孔反复搬家，从五金店转到“大华文具店”，身份由王保华换成李亦鸣，仍难完全遮掩电波痕迹。

1944年初，监视愈紧。他最后一次与“老陈”见面，对方低声说：“时间不多了，务必争取转移。”刘鹤孔心里清楚，转移意味着整个网点暴露概率成倍增长，不转移就是拿自己做诱饵。犹豫片刻，他回答：“明白。”那天夜里，他和齐克君为女儿补做了小棉袄，线脚极细——若被捕，孩子至少不会冻着。

搜捕发生得并不戏剧。电台、几份商业电报、他的无线电学校资格证，一并被搜出。宪兵审讯室里灯泡晃得厉害，翻译官吼道：“谁派你来的？”刘鹤孔回答：“做生意，挣口饭。”短短两句对话，留下的只是血迹与沉默。证据不足，日军以“私设高功率电台”判他五年徒刑，关进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的日子极苦，两餐稀粥，十小时劳役。刘鹤孔被编到缝纫工场，他把监狱配发的钝剪用油石磨尖，用来给狱友悄悄剪掉嵌进肉里的铁丝。看守长徐启义暗地留心这个囚犯；一次夜巡，他听见914号囚室飘出低低的《国际歌》。次日缝纫间，两人短暂对话。徐启义问：“你家还好？”刘鹤孔淡淡回：“盼活着出去。”几字交锋，彼此心里亮了灯，但谁也没挑明。

1945年春，狱友因长期挨饿集体罢食。刘鹤孔负责组织，他把囚服袖标拆成小条，写上“我们要生存”塞进每份伙食桶，再把声音压到最低向隔壁房号传递。徐启义利用职位阻拦了典狱长的武力镇压，狱方最终妥协，玉米粥里加了碎米，难友们艰难赢下一口气。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半个月后，中共地下组织动用多方力量，提篮桥开门放人。刘鹤孔走出牢门时，体重不到五十公斤，却仍背直如枪。齐克君已先期获释，在租界边缘的小弄堂守了他半年，牙齿因刑讯脱落，眼中却仍有光。母女重聚，三人短暂团圆，仅此即够。

上海尚未完全稳定，组织把他们迅速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此后两年，刘鹤孔在山东军区情报处负责技术科；再往后，他拿起政治工作，随华东野战军连打几场硬仗。济南、淮海、渡江，他不再操纵电台，却深知后勤通路比电波更要畅通——情报员出身的人，对时间的敏感从不褪色。

1951年，他调华东军区空军，主管干部；1955年授少将。此后多年，刘鹤孔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从事管理，交电台给了年轻人，自己却始终随身带一只生锈的报务钥匙。有人问那钥匙还有什么用，他淡声回答：“提醒。”说完便把钥匙收回风衣内袋，不再解释。

2009年4月14日，北京。刘鹤孔逝世，九十五岁。送别那天，老兵们没放哀乐，而是默默敲了三十组短波——纯粹摩尔斯，内容只有七个字母：V I C T O R Y。信号一如当年凌晨一点，从上海狭窄阁楼跳入夜空，干脆，决绝，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