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秋,金水桥畔的清晨格外安静。临调离中南海的前一晚,侯波在暗房里翻出一卷旧底片,镜头里定格的正是四年前莫斯科那张“桌面照片”。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打开,闪光灯的焦味、赫鲁晓夫的惊呼,还有毛主席意味深长的笑声,一一浮现。
时间拨回1938年。还不到二十岁的侯波在延安抗大学习新闻,偏执地抱着一台德制老相机,把最宝贵的底片留给前线战士的笑脸。也是那一年,摄影骨干徐肖冰走进了她的生命。因共同的理想,两人结伴走过敌机轰炸与物资短缺的峥嵘岁月,新四军驻扎一线时,他们常常一人守暗房、一人跑战地,从此镜头与胶卷成了两个人的“情侣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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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东北风雪正盛。徐肖冰受命创办摄影科,天未亮就扛着相机往外跑。侯波心疼他的旧疾,今年复年,索性自告奋勇“我来学”。连夜摸透光圈、快门的门道后,她正式被吸收入队。从此,档案袋里,夫妻俩的署名常常并列,也为后来进入视野埋下伏笔。
1949年夏天,筹备新政协的节奏紧锣密鼓。一天傍晚,侯波被紧急召到香山,任务只有一句话:“主席要见外宾,需拍照。” 她第一次站到大书房里,心头直跳。拍摄结束,毛主席挥手示意她和徐肖冰靠近,“你们家乡哪里的?”他问。侯波答:“山西夏县。”主席爽朗大笑:“那是关公故里咧,好地方!”镜头又一次咔嚓——这张合影后来被侯波裱成相框,挂在家里足足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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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是1957年11月的莫斯科盛会。苏联人把庆典排得盛大无比,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团云集,各路记者扛着长枪短炮挤得水泄不通。《莫斯科宣言》签字前,照相灯一闪接一闪,侯波却被身高“封锁”在第三排。时间一秒秒流逝,她干着急,心想:不能漏掉主席落笔的瞬间!突然,她一记撩身,扶着旁边法国记者肩膀,咚的一声登上会议桌。高跟鞋鞋跟砸在桌面上,场内霎时安静,目光齐刷刷汇聚过来。
“Вы кто такая?(你是谁?)”赫鲁晓夫瞪大了眼。侯波听不懂,刚想解释,毛主席抬手笑说:“她是我们的摄影同志。”赫鲁晓夫愣了两秒后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Хорошо! 有胆量,不愧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快门声连续爆闪,最珍贵的画面就此定格——毛主席签字的瞬间,背景是巨幅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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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数日行程紧凑。列宁山俯瞰莫斯科城,毛主席在大学礼堂致辞,邓小平微笑翻译;红场阅兵,T-54坦克轰鸣而过,卡秋莎齐射如白昼;晚间,代表团乘专列返程,侯波将冲洗机架在狭窄车厢,连夜检片。她熟练裁片、编号、配文字说明,一张张胶片在药水里显影、定影,仿佛在诉说新中国的自信。
回想更早的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护栏边,侯波背着14公斤的机器,踩着凳子俯拍。没有自动对焦,只靠反光板和目测。风劲,衣摆猎猎,她一个踉跄差点失足。身后突然传来一句轻声叮嘱:“小心!”紧接着,一只大手抓住她的军装后襟——是总理周恩来。侯波只来得及小声说声“谢谢”,继续调焦,记录下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礼炮齐鸣的全景。城楼另一侧,陈云又伸手将她扶稳,再次确保镜头不抖。那一日拍出的底片,后来被无数报刊征用,成为不可替代的历史档案。
十二年的镜头岁月,并非日日辉煌。1953年长春寒冬,她蹲守飞机场三昼夜,只为拍到志愿军凯旋第一张定格;1955年授衔典礼前夜,她跑遍三座照相馆抢购胶片;甚至在1959年国庆阅兵彩排,她顾不上呛人的尾气,爬上东长安街的电线杆取景。同行笑她拼命,她摆摆手:“怕麻烦,别指望我用长焦偷懒。”
1961年,调令终于下达,组织安排她去人民日报摄影部。临别前,毛主席见缝插针把她叫到勤政殿书房。“去新岗位,好好干。有事就写信。”主席话语平静,却分量千钧。走出廊檐,她才觉眼眶涩得厉害。那一刻,北京的初秋阳光打在照相机的磨砂铝壳上,像是在给老伙计披上一层金色战袍。
离开中南海后,侯波依旧奔忙。发布会上,她曾幽默地形容当年那一纵:“我蹦起来的高度不高,可幸好照片站得住。”台下一片笑声,可没人忘记,这位身材并不高的女摄影家,早已用自己的镜头,为共和国留下了无法替代的记忆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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