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在南京朝天宫寄存了64年,协议约定的“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至今没有执行
12月21日,南京博物院的退休职工郭礼典出现在镜头里,工号08006,文物典藏部老员工,今年90岁
他把一封纸质的信拿到镜头前,是2008年6月写成的,42个名字排在最后,逐个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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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的对象是管理和保存这些文物的机构,请求对寄存的故宫南迁文物作出明确处理
42个名字清清楚楚写在那封2008年的信上,工号08006那一栏是郭礼典
他描述的2211箱,指向朝天宫库房里原封存放的故宫南迁文物
这批箱子里,约10万件器物,多为明清官窑瓷器与宫廷器物
老人的话很直白,信寄出后,不知道后续如何,17年过去,一切没有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镜头里,他说了句让人记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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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为私怨发声,我是怕那些国宝再也回不来了”
这句话把注意力从个人经验拉回到公共关切
寄存不是抽象词,它指向具体的库房、封条、账册,以及一个在纸面写下的边界
1960年,故宫博物院与江苏省文化局签署协议,同意这批文物“仍原封不动存放库内”,寄存时间“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后来,库房由江苏省文化局分配给南京博物院使用,库房继续关着门,箱子继续躺着
1960年,故宫博物院与江苏省文化局签下寄存协议,明确“仍原封不动存放库内”,寄存“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要理解箱子为什么在南京,要把历史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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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起,13000多箱故宫文物为避战火离开北京,先到上海,1936年转运南京朝天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分三路向西南转移,分别到了贵州、四川等地
抗战胜利后,文物陆续回到南京
1948年底到1949年初,2972箱运往台湾
1950年代,大部分运回北京故宫,最后留在南京朝天宫的,是这2211箱
今年的公众关注不只来自这批箱子,还有另一条线索把光打到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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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庞家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了137件字画,其中有《江南春》
2025年5月,庞家后人庞叔令在北京某拍卖会图录里看到《江南春》,估价8800万
她向国家文物部门反映,画作从拍卖图录撤下
6月,她到南京博物院查验捐赠清单,发现137件里缺了5件
《江南春》从拍卖图录撤下,137件捐赠少了5件的清单摆在眼前
这件事把公众的目光重新带回库房和账册,本来静默的寄存协议,被具体的失检、缺失与质疑拉出了声音
江苏省文旅厅已成立工作专班调查《江南春》等捐赠文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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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表示,接到相关反映,正在调查核实整体事件
从宏观的角度看,博物馆事业这些年高速发展,参观者比过去多很多,公众更关心博物馆如何管理藏品、如何与捐赠人沟通、如何回应社会的监督
到2024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7046家,免费开放率91.46%,全年接待观众14.9亿人次
南京博物院是全国珍贵文物数量排名前列的机构,馆藏超过43万件套
人们去那里看展、上教育活动,站在文物前面拍照、听讲解
馆里的一纸协议、一条封条、一张账本,和展厅里亮灯的器物,处于同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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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转顺畅,公众对它的信任就更稳
关键问题还是回到现场
寄存与归还的边界到底由谁说了算,库房里的账目是否和箱号一一对应
这不是为了追问一句漂亮话,而是要弄清楚最基础的事实:是否能对照出入库记录,是否能逐项核查,是否能把协议执行的节点讲明白
另一个问题与捐赠有关
捐赠品被判伪之后能否处置,捐赠人在什么时候必须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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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提醒,捐赠关系不是一张收据,它有告知义务、有返还路径,有透明的鉴定程序,有明确的处置边界
专家霍政欣指出,博物馆对捐赠品的处置负有告知义务,必要时优先返还捐赠人,避免单方面判定造成流失
把话说回南京
郭礼典在典藏部工作了大半辈子,熟悉朝天宫库房的情况,2008年和其他41名同事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那封信没有成为最终的方案,事情在时间里延宕
等待了17年的42人,其实在等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可执行的方案必须把“寄存”洒脱的语气换成“核对、交接、公开”的具体流程,把“原封不动”落实为“逐箱查验、逐件登记、可供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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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画面是可以想象的
库房门口有人登记进出时间,箱子按编号逐一摆开,封条与编号对应,清点后填在电子和纸质的两套账里,捐赠清单与馆藏账册交叉比对
公众需要的是一句明确的时间线,机构需要的是一套可追责的机制,捐赠人需要的是知情与选择权
这不是一桩孤立的纠纷,而是一场关于制度与信任的考验
制度的作用是替人抵住风险,把“可能会出错”的地方变成“很难出错”的地方
信任的作用是不让个别环节的紧张演变成对整个系统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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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博物馆热的现实是,展览一场场办,活动一场场做,观众一批批来,忙碌之下,库房常常被忽视
真正的底气,不在展厅里的灯,而在库房里的账
这套账不能只有内部看得懂的术语和流程,它要经得起外部的询问与审计
这意味着把流程前置,把信息公开,把每一步的责任明确到岗位
库房门上的封条不是仪式,它是边界,是承诺
官方调查已经进入程序,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情绪转到过程是好事
过程越清楚,争议越能回到事实与制度的台面上
调查的结果未出之前,不妄下结论,是对所有人的保护
但对长年的寄存与模糊的处置,提出问题并推动澄清,是对公共文化资产的最基本责任
真相需要打开库房的门,用对外一致的账本说话
等一个明确的处置方案,比空耗的年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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