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唯一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后为民弃官，晚年甘做锅炉工

1982年初春的凌晨四点，齐齐哈尔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北满特钢1号转炉旁，五十五岁的王百得抖抖肩膀，把安全帽往下压了压，弯腰捡起炉口溅出的钢渣。炉火映出他鬓角的白发，一旁的新工人小声嘀咕：“听说他当过中央委员？”没等回答，炉盖已落，火光吞没了讶异的目光。谁能想到，这位普通锅炉工的名字，曾在1969年的人民大会堂里，与毛主席一道写在同一张选票上。

时间往前推十三年。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举行。会前，中央特意向全国重点企业下达指示：基层产业工人必须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北满特钢分得的代表名额只有一个，条件却写得很死——党龄七年以上、一线炼钢八级工。厂里翻遍花名册，只有王百得符合。那天深夜，政工科送来通知，他皱着眉头算了一下炉班表，又问组织：“走了以后，3号炉咋排？”对方只回一句：“国家的事，比排班大。”王百得没再说什么，把换洗衣服卷成小包，独自登上去北京的夜班列车。

九大会场内，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念到王百得时，气氛微微一滞。代表们对这个陌生姓氏没什么概念，毛主席却放下手上的记录本，轻声说：“工人阶级顶得住。”就是这句点头，王百得的得票与毛主席相同，全票通过——那成了九大上极少见的“平票”。会后，周总理笑着对他说：“’白旦’念起来像空心的鸡蛋，给你加一笔，改成‘白早’吧。”自此，王白旦变成了王白早；再后来，同事嫌念着别扭，索性叫“百得”，“样样都行”之意。

然而“样样都行”并不意味着官运亨通。回厂后，他被提拔为炼钢车间革委会副主任，又兼任市委副书记。文件堆得满桌子，他却常往炼钢平台跑。有人调侃：“王副书记，你的办公室在炉台还是市里？”他摆摆手：“炉温不稳，文件批得再快也白搭。”一句实话，让同僚觉得生分，也让上级心里犯嘀咕。很快，他被停职检查八个月。其间，北满特钢过去的老伙计隔三差五送来钢渣样品和炉温记录，他手工标注、写成建议，再托人塞进厂里技术科。文件没落款，只写“老王”。多年后技术科翻旧档，才知“老王”就是当年的中央委员。

等待处理的三年，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家庭。原配妻子病逝，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度无人照应。组织为他介绍新伴侣，于淑彦，两人迅速成婚。生活刚见起色，政治结论也下来了：可以外调提干，也可以回厂。王百得看着任免通知，沉默许久，最后在“留厂”一栏签了名。

有人说他傻，可他清楚自己的分量。九大“平票”是特殊年代的产物，真实能力还是体现在炉前。1982年复岗那日，他撂下一句：“工人就应站在火里。”身边人被这话吓了一跳，他却只是在说炼钢的极限温度必须用脚量。那年，他带班完成200多炉优质模具钢，无一返修。技术科写情况简报时，特地加注：“炉前实测动作标准化，源自王百得。”

晚年更加寡淡。女儿因意外去世，儿子因病早逝，白发送黑发，他没有请长期丧假，火化第二天就回到炉子边。徒弟劝他歇两天，他把护目镜往额头一推：“炉水凝了就麻烦，再烫也得干。”这句硬气话此后成了车间口号，贴在墙上，被年轻工人视作行规。

1995年退休，他选择住在厂区简易宿舍，不肯搬进分配的城市新房。每日清晨，仍到锅炉房看看压力表。厂里小伙子喊他“王师傅”，有人不识内情问他履历，他挥手：“讲那些没用，炉温重要。”桌上只有一张残旧的九大代表证，外加当年全票当选的红布袋。外界屡次邀请他出席回忆座谈，他能推就推，偶尔出面，也只谈炼钢的炉衬和合金配比。

值得一提的是，王百得的技术笔记被保留下来，厚厚四大本，没有一句政治口号，通篇是参数、配图和大量修正符号。2008年，北满特钢改制，技术科将这四本笔记扫描存档，命名《百得炉前手记》。年轻工程师看后感慨：“一个中央委员写的全是钢水高度和氧枪角度，真难得。”

王百得晚年无登高之志，亦无自怜之言。厂里举办离休职工摄影展，他拒绝摆拍，只被抓拍到一次：手持扳手，站在停产的2号炉前打量旧烟囱。照片冲印出来，他留下一句评语：“钢要炼，人也要炼。”说完把相片塞进抽屉，再未提起。

2011年冬，他病逝于齐齐哈尔，遗嘱简单：“骨灰洒在松花江入江口，不设灵堂，不收挽联。”执行那天，大雪封江，常年在厂房里摸爬滚打的老工友沿江岸刨开冰面，默默倒下骨灰，随后各自散去。未响礼炮，无唱挽歌，只余风声。几个月后，北满特钢把废弃锅炉房改成技师培训室，门口挂块不起眼的铜牌，三个字——“百得室”。

在漫长的历史脉络里，王百得的名字显得微小，九大全票不过昙花一现；可在钢厂的时间轴上，他用一辈子守住炉火、守住工艺，让“中央委员”四个字淡得几乎看不见，只留下“八级工”与“技术笔记”。有人评价他：官似浮云，钢才是真。旁人听后少言，却都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