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关、戚”被释放后，王、戚生活平淡，关又陷入了版权风波

1981年冬，西山薄雪未化，北京司法部档案室里多了一份红头文件：“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即日起解除羁押。”消息传出并不张扬，可在老干部圈里，却像一把钥匙，瞬间拧开了那段特殊记忆的闸门。

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是这三个人曾经并肩出现的身影。十多年前，他们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侧翼，举手投足都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强硬态度；十多年后，同样的名字，却在审判记录里排成了被告序列，反差令人唏嘘。

王力的履历最为坎坷。青年时期，他化名潜入东北军搞统战；抗战里在《大众日报》写通讯稿；解放后出任华东局宣传处长。1965年，他替林彪执笔《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顺势踏进核心圈。正当意气风发之际，1967年8月，《红旗》那篇《揪军内一小撮》让他一夜之间成了“反军乱军”的代名词。

关锋是理论骨干出身，嗜读《庄子》，常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抄录竹简。“文字可以阐道，也能误国。”他曾这样提醒年轻人。1961年，被胡绳推荐给毛主席后进入视线。可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主笔的社论被毛主席批为“毒草”，荣光瞬间翻转。

戚本禹则走的是秘书路线。1950年代，他被田家英选入秘书班底，写作速度惊人。成都会议那场“八司马”风波里，他被毛主席点名“有胆识”，风头一时无两。谁料风向急转，《红旗》文章发布不久，他也被指“组织‘五·一六’集团”，与王、关同日落马。

回到1981年。王力先被送回北京政法学院旧宿舍，三居室，墙皮斑驳，月薪一百五十元。邻居偶尔碰见他，总能听到键盘声——他正在电脑上整理回忆录。有位年轻研究员请教农村改革，他抬头淡淡一句：“制度问题，别绕弯，看数据。”这句话后来在学界广为流传。

戚本禹出狱时间稍晚，1986年才到上海图书馆收藏部任编目员。工资不高，却能摸到各类孤本。他用化名发表史料考证，一次和同事讨论甲午档案时笑说：“文字讨饭，能养家糊口就行。”女儿嫁了高干子弟，大儿子远赴东京，小儿子陪在身边，日子平静得像老报纸。

最受关注的还是关锋。1982年至1985年，他连出三本专著，两百余万字，一支英雄笔能抵印刷机。出版社社长半开玩笑：“关先生，这是要补回十几年的沉默？”关锋没接话，只递过去厚厚的手稿。

麻烦很快找上门。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辛冠杰准备编辑《论古为今用》，原稿三万字，经关锋“提点”后膨胀到一万七千字。辛冠杰最终按原稿刊发，并在家里向老友解释：“这回先放下你的名字，政策变化太快。”关锋点头，没多说。

半年后，北京中级法院收到起诉状——原告关锋，诉辛冠杰侵犯署名权。庭审那天，旁听席爆满。法官问：“增补部分是否属于独立创作？”关锋只抛出一句：“我写的字，该有我的印。”辛冠杰叹口气：“友人合作，本来是学术互助。”

五年拉锯，1991年判决下达：作品系辛冠杰独立完成，关锋败诉。判决书发出那天，文学界议论声四起。有人感慨，关锋能写，却输在版权细节；也有人说，他不过借诉讼为自己正名，输赢倒在其次。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病情在1992年出现反复，脖颈处留下的手术疤痕仍隐约可见；戚本禹则依旧每天翻阅馆藏明清档案，偶尔在卡片纸背面写下几行批注；关锋沉寂后鲜少公开露面，江湖只剩作品流传。

相似的起点，不同的结局。王力的键盘声、戚本禹的卡片纸、关锋那场旷日官司，像三截断简，拼不回旧日全貌，却各自标明曾经的高度与落差。这或许正是历史留给当事人的全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