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男生应邀住女友家被控强奸，获刑2年9个月！“性同意”泛化持续加剧婚恋信任危机

话不多说，来看案件——

女生邀请男生到家中居住后报警称被强奸，法院认为邀请同住不等于性同意，男生获刑2年9个月。 2024年7月，17岁的小董与17岁的丽丽（化名）相识，随后很快确定恋爱关系。8月初两人约定从许昌去郑州玩。期间，丽丽邀请小董前往郑州的家中居住。据判决书显示，丽丽称她跟小董商量好分房睡，但小董却留在了自己房间，并对她进行性侵。

事发后丽丽报警，小董也被警方控制。小董母亲说，女方邀请儿子去家住，儿子没有采取暴力手段，不认可“强奸”行为。此外女方还曾在儿子被拘留后发微信留言称“好想你”。2025年9月28日，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认定，小董虽然应邀去丽丽家居住，但这并不代表同意性行为。法院一审判决，小董构成强奸罪，判决有期徒刑2年9个月。@红星新闻 记者获悉，小董已经提出上诉。#邀请同住不等于性同意# 红星新闻

关于这样的案子，今年以来我已经写过不少了，《》《》《》《》《》。

这么说吧，法律实践和社会舆论已然导向一种无限扩大化的“性同意”认定，甚至演变为只要“单方面宣称”即可定罪的趋势，如此一来，男性在亲密关系中便如履薄冰，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恐怕难以想象。

当前的性同意标准，尤其是强调“肯定性同意”的理论，在法理上追求对个体权利更极致的保护。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和两性互动中，这已经演变为了一种难以捉摸的“自由心证”。当“邀请同住不等于性同意”、“订婚不等于性同意”乃至“结婚不等于性同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后，亲密关系中许多基于默契和情境的互动，在事后都极大可能被重新解读为“违背意志”。

这对于男性而言，自然是意味着陷入了一种近乎“有罪推定”的困境。也就是说，一旦女方事后反悔并提出指控，男方几乎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当时她确实是同意的”。因为同意的标志可以随时被事后单方面撤销或否认。

哪怕像，一旦被指控，即便最终沉冤得雪，当事人也早已身心俱疲、社会性死亡。这种巨大的风险，必然会让男性对进入严肃的恋爱、同居乃至婚姻关系产生强烈的避险心理。

婚姻和长期亲密关系毕竟是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和情感纽带之上的。如果法律环境让双方，尤其是男方，感觉每一次亲密接触都像在走钢丝，那么关系的本质就会发生异化。

如此一来，双方关系便不再侧重于共同生活和情感滋养，而是充满了对法律风险的算计。男性可能会倾向于避免任何可能产生误会的独处或亲密机会，哪怕真要独处，也必然会想方设法留下音视频证据，比如《》。

还有就是，在发生关系前要求对方签署“同意书”或进行录音录像。这无疑彻底摧毁了亲密关系的私密性和自发性，使人际关系变得冰冷、机械和高度防御，本质上是将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置于法律的显微镜下进行苛刻的审视。

此外，现在结婚率和生育率仍在持续走低，这固然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但像本案这样的司法案例无疑会加剧这一趋势。

一方面它会提高婚姻的预期成本。对于男性而言，婚姻除了传统的经济成本（彩礼、房车）外，又增加了一项难以估量的隐性法律风险成本——即可能因关系破裂而面临刑事指控的风险。当预期的风险远超可能的收益时，理性的选择自然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就是打击生育意愿：稳定的婚姻关系是大多数人生育子女的基础。如果连婚姻本身都被视为一个高风险陷阱，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生育后代的意愿自然会受到严重压制。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父亲可能因“婚内强奸”指控而身陷囹圄的不稳定环境中成长呢？

总之，我所担忧的，并非是法律倾向于保护女性权益的初衷本身，而是这种保护在实践中所可能带来的“寒蝉效应”和“系统性误伤”。当法律的边界过于模糊，且维权成本尤其是对被告方来说极其高昂时，它非但不能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反而会毒化两性关系的土壤，让真诚的交往变得步步为营。

这样的案例越多，越会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亲密关系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潜在的法庭预演。这无疑会对本就脆弱的社会信任和婚姻家庭制度造成沉重打击。我想，法律的进步不应以牺牲社会最基本的互信和人情温度为代价，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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