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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打卡记录

分享人： 赵一鸣

读完时间：2025年11月1日

书名： 《关系与过程》

作者： 〔中国〕秦亚青

译者：/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字数：25 万

评分：8分（10分制）

PART 2 读后分享

从“实体”到“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性革命

在由西方话语主导的国际关系（IR）理论殿堂中，理性选择、权力均衡和制度主义等基于个体主义与因果律的范式长期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中心地位。这些理论将国家视为先验的、固定的“原子式”实体，试图通过寻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机械关系，来解读世界政治的运行规律。然而，秦亚青教授的《关系与过程》一书，如同一把精巧而有力的思想利刃，精准地切入现有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系统性地提出了以“关系性”和“过程”为本体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这不仅是对主流IR理论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一次立足中国文化底色，试图打破西方理论霸权、构建“中国学派”的雄心勃勃的尝试。

一、 破壁：对西方主流范式的批判与超越

《关系与过程》开篇便从社会科学理论的元理论层面切入，区分了“一元论”的刚性路径与“二元论”的柔性路径。秦亚青指出，主流IR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深陷于“一元论”的窠臼，它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简单移植到属人的社会世界，追求普适的因果机制，却忽视了文化、历史和实践的多样性。这种“实体性”思维将国家预设为具有固定身份和利益的、孤立的分析单位，国际互动则被简化为这些实体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力量博弈或制度合作。

秦亚青犀利地指出，这种静态的、个体主义的理论图谱，无法有效解释国际关系中正在发生的、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转型场景。例如，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权力最大的国家并非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如朝核问题中中美对朝鲜的不同影响力），也无法充分捕捉国家身份与利益在持续互动中发生的微妙演变。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虽然引入了“观念”的重要性，但其三种文化结构（霍布斯、洛克、康德）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本质上仍是一种“静态的建构主义”，未能彻底展现国际社会生活的动态本质。

二、 立新：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

在破除了旧有范式的基础后，秦亚青系统地构建了他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一次根本性的本体论转向：从“实体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

1、关系本位与过程自在性

过程建构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假定是“关系本位假定”。在这里，关系不再是两个先验实体之间的派生属性，而是具有自在性和本体地位的独立分析单元。秦亚青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命题：“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互构的，共生共死的，没有国家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国家。”这意味着，国家的身份、利益乃至其存在的意义，都是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中，通过持续不断的互动实践被建构、被定义和再定义的。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过程自在性”。过程不仅是被行为体驱动的场域，其本身也能产生维持和推动系统发展的动力。秦亚青借鉴了“无主体过程”的概念，指出像东盟的“舒适度规范”这类成果，并非某个主导国家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长期互动过程本身孕育出的相对稳定状态。过程，由此成为具有自身生命力和逻辑的、能动的存在。

2、“关系性”的系列假定

以“关系本位”为基石，秦亚青推导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假定：

关系理性假定：行为体的行为理性并非由先验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决定，而是由其在具体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责任所界定。这是一种嵌入在关系中的、情境化的理性。

关系身份假定：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在关系中流动的、持续建构的过程。“A可以转换成非A”，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包容性辩证思维的智慧，区别于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关系权力假定：权力的效能高度依赖于关系背景。权力的大小并不直接等同于影响力的大小，关系的亲疏、信任的程度决定了权力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

三、 溯源：中国文化的理论滋养与“中国学派”的抱负

秦亚青的理论建构并非空中楼阁，其灵魂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他明确地将过程建构主义的形而上学部分归源于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或“关系性思维”。这与西方以线性因果律为核心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中引用的“元关系”概念，以及以“和谐”为核心、以“变通”为方式的中庸辩证法，为过程建构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思维强调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构成和动态平衡，恰恰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流动性提供了远比“冲突性辩证法”更富解释力的哲学工具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与过程》超越了简单的理论修正，它体现了构建“中国学派”IR理论的自觉追求。它试图证明，起源于中国独特文化语境的理论，因其能提供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视角和答案，完全有能力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普适性的意义。这与笔记中提及的英国学派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英国学派源于欧洲的历史实践与“文明”观念，而过程建构主义则试图从东亚的历史经验与哲学传统中，开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以打破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践行：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的理论启示

理论的最终价值在于其观照现实的力量。秦亚青在著作的最后，将过程建构主义的逻辑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二分法。

规则治理是西方主导的模式，它以不变的、理性的个体为对象，基于不信任假定，通过执行明确的规则来控制结果。

关系治理则是过程建构主义推崇的模式，它以“关系”本身为对象，旨在通过参与、协商和培育相互信任来经营过程，激发行为体道德和合作的一面，从而实现和谐的秩序。

这一区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跨国性挑战时，纯粹基于规则的治理常常因执行不力、搭便车等问题而陷入僵局。而注重关系建设、过程疏导的“关系治理”思维，或许能为打破谈判僵局、培育集体情感和共同责任提供一条新的路径。中国外交实践中强调的“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都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找到深层的文化逻辑和学理支撑。

结语

《关系与过程》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仅仅是在已有的IR理论大厦中增添了一个“中国房间”，而是从地基开始，邀请我们共同构想一座以“关系性”为承重结构的新大厦。它挑战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实体性思维习惯，迫使我们以更加流动、包容和辩证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尽管这一理论在操作化和实证检验方面仍面临挑战（例如如何精准测量“关系性”变量），但其所开启的对话空间和思想方向无疑是深远的。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激烈碰撞的今天，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哲学，或许正为我们理解并驾驭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一份来自东方的、充满智慧的思想方案。

PART 3 书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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