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联系上多年不见的亲姐姐，托人给了她5000元，事后却想讨回

1975年初春，北京积雪未融，江青忽然对身边人说：“给我把程汝明叫来。”程汝明是毛泽东的专职厨师，也是江青最信得过的老熟人。几句话之后，一张存折和一句嘱托交到他手里——替她跑一趟天津，探望多年未见的同父异母姐姐李云露，并顺带送去五千元。对外人而言，这笔钱看似大方，可稍懂中南海行情的都明白，江青一贯精于算计，她突然慷慨，多半另有盘算。

程汝明赶到天津南市小楼时，李云露正推着蜂窝煤炉。房子旧，窗纸被风吹得吱呀作响。但这位六十七岁的老太太精神不差，她磕磕绊绊坐下，双手接过存折，连声道谢。程汝明随口慰问，李云露却反问：“小程，你看江青身体可还硬朗？李讷忙不忙？”一问一答，屋里尽是冷风。五千元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可她更想见妹妹一面。程汝明无奈，只得搪塞：“她忙着工作，改天抽空。”

这场寒暄成了姐妹俩最后一次“接触”。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骤失权势，手头紧得咬牙。当年那张存折突然浮到脑海，她竟开口吩咐助手：“那五千，能不能要回来？”听者皆愣。吴连登硬着头皮劝道：“钱是主席稿费，已经给出去了，不宜再提。”一个“宜”字，让讨债念头暂时搁浅，却也在干部中传开：江青还是那个江青，算账从不含糊。

若把时间拨回到1924年，一切似是另一幅画面。那一年，16岁的李云鹤（江青原名）因辱骂老师被烟台师范开除，跟母亲投奔天津的李云露。姐姐丈夫王克铭隶属奉系，风光一时，家中幕布、留声机、洋伞样样齐备。李云露带小妹看京戏、看默片，江青模仿得惟妙惟肖，才萌生“做大明星”念头。日子表面滋润，可军阀的势头肉眼可见地往下走。1926年武昌城头的青天白日旗一落，奉系残棋难下，王克铭被迫调离天津，家底迅速缩水。

动荡中，李云露还试着替妹妹找出路。她托熟人安排江青进烟厂，月薪20元；又张罗相亲，目标是一名大学生。结果两条路都没走成——江青嫌烟厂脏，相亲现场对方一句“戏子气”让她拂袖而去。至此，姐妹俩先后离津，一个往北平，一个奔上海，天各一方。

1937年“八一三”炮火把大上海变为焦土，江青背着行李踏上去延安的慢船，改名“江青”。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演话剧、教识字，也做过毛泽东短暂的生活秘书。1938年底，两人经党中央批准结婚，江青时年24岁，毛泽东45岁。婚后数年，她口口声声“不过问政治”，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名分与权力如同一对齿轮，开始悄悄咬合。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硝烟未散，江青接到母亲病亡的电报。她执意返乡奔丧，毛泽东虽然不悦，但批准，派李银桥护送。齐鲁老屋前，三兄妹重聚。李干卿已近五十，尚未成家；李云露肩挑一家七口，日子捉襟见肘。江青一时心软，把他们接到西柏坡养病、看孩子，还给哥哥筹办婚事。这段插曲常被江青后来当作“念旧”的谈资，可真正的亲情火苗没烧多久。

1960年前后的一天，李云露因琐事顶撞了江青，被轰出中南海。此后她搬去天津，一家小店做杂工混口饭。生活清寒，却从未向妹妹伸手。1969年，她连写几封信，只求看看外甥女李讷，却如石沉大海。彼时的江青正忙于舞台、新闻纪录和“样板戏”，哪容得外姓姐姐“添乱”？

等到1975年重启联络，缘由扑朔。有人说江青想借一段温情为自己加分，也有人猜测她想把亲情当作保命符。无论真实动机如何，那张五千元的存折在两姐妹之间画出一道新的曲线——先是“施舍”，后又反转成“讨债”，仿佛把几十年的恩怨浓缩在一句“钱还在吗”。

1981年，江青被依法判处刑期，羁押期间，李云露带着自制的花卷去看她。探视室玻璃上留下一阵叹息，没有抱怨，也没有责问。或许在李云露眼里，妹妹再有罪，也是血脉相连。1988年6月，李云露病逝，享年85岁。消息传进狱中，江青痛哭失声，她喃喃：“天无情，人无情乎？”一句感慨，夹杂悔意，也有迟到的无奈。

很多细节无法追溯，但一个事实清晰：在江青的人生路径里，权力与情感常常对冲。她能在战火年代慨然回乡，也能在掌权后驱逐骨肉；能送上五千元暖意，也能在失势时翻旧账。李云露始终没有指责，只是以日渐佝偻的身影，默默守护那份几乎被时代碾碎的亲缘。历史故事里，这样的柔软常被忽略，却恰恰照见人性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