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女孩巴特曼：拥有奇特身材，曾供欧洲人观赏，死后被制成标本

2002年8月8日的好望角，冬风仍带咸味。午夜前，运棺车缓缓爬上小丘，车灯照出三行泪痕——那是南非接回萨拉·巴特曼遗骨的日子。从179年前伦敦皮卡迪广场的牢笼，到法国博物馆的冰冷玻璃，她辗转欧洲两百多年，如今终于回家。人们点燃篝火，长号低沉，一名白发老妇叩首，嘴里念着部族祖灵的祷词。这一幕成为记忆的逆流，带我们追溯她短暂而惨烈的一生。

1789年，萨拉出生在科伊桑部落。那时的非洲正被殖民者撕裂，枪火和瘟疫一起侵蚀部族。萨拉十岁时失去父母，沦为荷兰农场的奴隶。她皮肤黝黑，臀部高耸，身形与欧洲女性截然不同。恰恰是这份“异样”，在后来被人打上了“奇观”的标签。

1809年秋，农场主彼得·塞扎尔带着诱人的口头承诺——“只要跟我去欧洲，就给你自由”——说服了二十岁的萨拉踏上海船。她以为远方有薪酬、有自由，谁知抵达伦敦的第二天，等来的却是一条铁链与一只笼子。皮卡迪广场的简易戏棚里，观众哄笑声此起彼伏。萨拉赤裸着，被迫旋转、摇摆、挨鞭子，只因台下的好奇心在作祟。门票两先令，前排加价；谁愿意付额外一笔，还能摸一把她被羞辱得肿胀的臀部。有人问她感受，塞扎尔抢白道：“她天生就喜欢表演！”萨拉抿紧嘴唇，只留两滴泪水滚落锁链。

1814年，伦敦的新鲜劲儿消退，票房滑坡。塞扎尔索性把萨拉转手给法国商人。冬末，她被运至巴黎植物园旁的罗昂街动物展馆。馆牌赫然写着：“霍屯督人的维纳斯——半人半兽的奇迹。”铁栅栏前，小孩子把冰糖苹果扔向她；训兽师用棍子挑起她的下巴，吆喝观众看“猿人”的突出下颌。有人录下她发抖的声音，嘲笑那是“不完全人类”的怪叫。讽刺的是，就在塞纳河对岸，法国知识分子正高谈“自由、平等、博爱”。

1815年12月29日，巴黎阴雨连绵。萨拉在肮脏的笼舍里咳血而亡，年仅二十六岁。展馆经理嘟囔一句“赔本货”，随手签下转让单，将遗体贱卖给国立自然史博物馆。解剖室里，乔治·居维叶摘下单片眼镜，命助手记录：颅骨长178毫米，臀部脂肪厚度超常，适合作为未进化人种证据。一个下午，肢解完成，器官泡进福尔马林。次年春天，她被制成一具完整骨架、几块肌肉干片和一张鞣制皮革，陈列在玻璃柜内。参观者指指戳戳，议论她“如何证明白人优越”。

时间快进至1974年。法国博物馆门口涌现第一批抗议者，标语写着：“把萨拉带回家。”守卫驱散人群，理由简短：“标本属于国家财产。”反对声却日渐汹涌。1987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史蒂夫·杰·古尔德在论文里质疑：“科学若以侮辱人性为代价，那不是探索，而是掠夺。”文章被多家杂志转载，舆论压力直指巴黎。

1994年，南非迎来全面民主选举。新当选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向法国政府递交的外交照会中写下：“她的骨灰应与祖国的尘土相融，这是最朴素的民族权利。”此后八年，双方谈判数度陷入僵局。法国学术界担心，一旦归还萨拉，其他人种学标本也将被索回；南非代表团却坚持：只要萨拉，先给我们一个交代。

2002年4月，法国参议院终于通过特别法案，同意遣返。有人在报纸上讥讽“历史包袱何必背负”，也有人承认这是迟到的尊重。与此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悄悄拆除展柜，封箱装棺。运出大楼那天，巴黎下起细雨，路边行人驻足，有人低声说：“她总算自由了。”

棺椁抵达好望角的夜里，篝火映红山坡。科伊桑族长把一小撮家乡黄土撒在骨灰盒上，低语：“孩子，睡吧。”第二天恰逢南非妇女节，数万民众聚集在假日农场会场，齐唱国歌。葬礼没有哀悼词，只有长号、手鼓、舞步，与其说是告别，不如说是迎接。萨拉生前从未被当作人，如今她的名字却写进共和国档案。

如果把时间线拉回1810年，人们更难想象增长见识的欧洲绅士会为一张门票放弃礼帽与风度，只为了观看一位被锁在笼中的女性。对彼得·塞扎尔这种投机商而言，萨拉是行走的金币；对居维叶等学者，她又成了证明理论的实验材料。角色不断轮换，唯一不变的是她没有发言权。有人评说：在殖民框架里，弱者首先被剥夺的是身份，其次才是肉体。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围观、记录、辩解的人并不都是恶魔，他们只是选择沉默或袖手旁观。历史细节告诉世人，种族主义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冷漠和贪婪的夹缝里悄然滋长。欧洲展馆玻璃柜的反光，折射的正是这一点。萨拉·巴特曼被商品化的旅程，最终在2002年画上句号，但问题并未终结：人被物化的边界在哪？科学与道德的分际又该如何划定？两百年前的牢笼，提醒后人需警惕新的笼子——无论它由钢铁、金钱还是理论构成。

萨拉的骨灰安葬后，科伊桑族长在留言簿上写了一行字：“Ha khantsi ke go rogwa—灵魂没有锁链。”短短八个词，为这段曲折历史写下朴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