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口述22：双方实行停火之后，银行在胆战心惊中又开门营业了

我跟周佛海的关系渊源

我那时才30岁，仅是汪伪上海市复兴银行的行长，按说地位不高，资历又浅，在银行界是排不上名次的，但由于家族的关系，他们还是知道我这个人的。人们之所以来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伯父孙多森是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1912年至1913年任中国银行总裁；我的小姑夫李士伟在1915年至1916年亦出任中国银行总裁；我的另一表叔卞寿孙（白眉）亦是中国银行的老人，1912年任总行发行局佐理，1914年历任会计处副总稽核、总稽核，1917年才离开；另外，在我们孙家的中孚银行服务了多年的聂其炜，原先也是中国银行的老人，任总裁孙多森的协理，后来孙多森离开他才离开的……我们家的老人中有这么多人曾是中国银行的高官，所以人们认为我一定对中国银行怀有感情，如今中国银行出了事，估计我一定会帮助出力的。

大家来找我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我为周佛海保管过私人财产。实际上我所经管的仅是一小部分，周的财产的大头都在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手里。杨惺华交大毕业后在战前从未做过事，抗战中学习做生意，逐渐也精于此道。杨惺华从小跟他姐姐杨淑慧长大，是他们周家的自己人，自然是财政独揽，怎么肯放给别人呢？然而要说我与周的关系，倒还真要从帮人家保管财产开始的。

抗战前我与我大哥孙仰农在中央商场二楼开设了一家重庆银公司，除了自己做做证券、股票、外汇生意，还为上海和外地的客户保管和经营在沪的财产，如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委托我帮他做证券、买公债；南浔巨商刘家的后代刘厚臣"一·二八"以后携全家出国，在沪的几条弄堂房产就委托我代为租赁；岑德广的财产多数也交我经营；外地的客户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刘郁芬（号兰江）、刘骥（号菊存）、李鸣钟（号晓冬）、郑大章、刘镇华等人亦是如此。

刘郁芬原本是冯玉祥手下最得力的大将，他的部队最能打仗，是西北军的支柱部队。他后来投了伪，担任过陆军总长、参谋总长、河南省主席。他一投伪，西北军的张兰峰、吴化文、庞炳勋等都投了伪。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蒋介石那边不发他们军饷，让他们杂牌军自生自灭，他们自然就对蒋不满，另一原因是周佛海当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时，就与他们有旧谊，所以那边推一推，周这边拉一拉，就都成了周的人了。

这些地方的实力派人虽在西北打仗，但心眼很细，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有的人向北方天津、大连的租界里伸一只脚，有的向上海的租界里伸一只脚，万一有一天打仗失败了或是政治上失意了，他们就可以到租界里当寓公。所以他们有的在上海买一幢花园洋房，如刘骥买五原路安福路路口的四层大花园洋房；李鸣钟买的是香山路孙中山旧居隔壁的那幢花园洋房；刘郁芬的花园洋房在永嘉路。这些房子作为固定资产，他们委托我管理或经租。有的人就买下整条里弄交我代为出租，或者留下一笔钱委托我为之作外汇、炒股票，或买公债等投资，总之是以大钱生小钱，慢慢积累，我从中收取手续费，大家各得其所。这些人都是张伯驹向我介绍的。因西北军的将领大多是河南人，张伯驹也是河南人，他本是军人出身，他父亲张镇芳也带过兵，还当过河南省长，所以他与西北军的关系很深。

我为获取商业信用，自然为他们经管财产尽心尽意，不仅不会走漏风声，还能年年获利，谁知这么一来，竟惹来了麻烦。后来周佛海出掌汪伪财政部，在"招兵买马"的时候，刘郁芬就向周推荐了我。由于刘的推荐，周对我顿生好感，还说他是我父亲（孙多禔）的学生，甚至还想叫我父亲出来为他做事。我父亲不干，躲到苏州去了。我父亲一跑，我则跑不了了。关于他说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个学生。反正从此我上了他们的"贼船"，落水投伪就源于此，后半生的诸多坎坷也都源于此！

周佛海只得顺水推舟

中国银行的职员被"76号"抓去十几天后，市面已经乱成一团，各方人士都感到了事态严重，包括伪市长陈公博也深感忧虑，但他不便去直接干涉，因为金融财政一摊是周的领地，况且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矛盾。有一天我碰到陈公博，陈一脸愁容地对我说："曜东你看看，这种情况拖延下去怎么得了！"那意思我明白，是要我去影响周。那时上海的所谓"三闻人"即林康候、袁履登、闻兰亭也出场了，纷纷呼吁双方停战，要求"76号"放人。

我分析当时周的内心，实际也不想长期拖下去，因为金融界长期混乱，他的中储银行也无法开门营业，对他并没有好处，问题是人已经抓了，而且抓了这么多，现在要放人，必须有个"台阶"才好下台，此第一；第二是他还没有得到军统方面的保证，如果军统方面保证不再打，那么他也可以不打，也就可以放人了。

所以我一方面关照有关人士，抓紧向重庆方面疏通，争取拿到书面的承诺，电报也行，实在没有书面的东西，有戴笠的口头承诺也好，我可据此去向周说明情况，请他立即放人；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时候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足以影响他，因周个性霸道得很，不肯买人家的账，有强有力的团体出面应好一些，于是就请银行界的前辈们拟一公文，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和上海银行公会的名义，分别上书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并请社会贤达们亲笔签名，一式两份，一份托人送重庆蒋介石，一份由我面交周佛海。等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的公文准备好了，重庆方面的电报也到了，电文大意是同意停火，以利维持金融秩序。我拿到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觉得就像捏着中国银行上百条人命，连夜乘火车去南京。周佛海那时也睡不着觉，正等着有梯子好下"台阶"。我去之后把两个文件向他面前一摊，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没费什么大口舌，周就拿起了电话，打给上海"76号"李士群，命令他："立即放人！"李士群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于4月8日，将扣押的一百多人放回了中行别业，但关照不许离开中行别业，随时听候传讯。

我看他直接命令李士群立即放人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赶南京到上海的早班车回上海，再去"76号"看看，果真人已放出来了。

现在想来此事绝非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大势所趋，周不放人也不行了，再僵下去整个社会都反他了，他必须到此为止。我去之后能够顺利完成大家交给我的任务，原因也正在此。

然而事情并没有干净利索地了结，数日后"76号"又杀了人。

多灾多难的中国银行

双方实行停火之后，不久中、中、交、农在胆战心惊中又开门营业了。中国银行元气大亏，人心不稳，只能勉强维持而已。到了10月份，汪伪的调查统计部又把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区部给连锅端了，从区长陈恭澍到下面的特工，共抓了一百多人。陈恭澍被捕后叛变了，与76号搞在一起（后来与76号闹得不开心，又叛回到国民党一边，前些年死在台湾），这样中、中、交、农又少了一层保护力量，日子就更加难过了。谁知这种难过的日子没过几天，又撞上了"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中、中、交、农四行以及英、美等外国银行都被日本人军管，由日军派驻监理官，对他们实行检查和监督，外商的证券交易所上海众业公会则宣布关闭。日本人占领后的第三天（即12月10日），虽然允许中外各行和钱庄开门营业（限制提取，每行每天以300元中储券为限），但独独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另眼相看"，于12月22日再次以"整理业务"的名义令其关门，停止一切收付，银行等于陷入停顿。

在中、中、交、农和外国银行都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周佛海自然抓紧他的中储银行的完善，以期能发挥国家银行的作用，取中国银行而代之。但是他面临的问题非常之多，首先是货币市场极为混乱，市场上流通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法币、汪伪的中储券，还有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梁鸿志维新政府的华兴银行发行的"华兴券"，还有日本人发行的军票，有一段时间，非军票就不能买东西，甚至日本货币也在上海市场上流通，五花八门，票券繁多，币值不一，计算起来非常麻烦，这就注定要引起金融上的混乱。周佛海一心要以他的中储银行发行的中储券平定天下，这就不仅得罪了梁鸿志，也得罪了日本人，所以得想尽办法把事情摆平。

日本人内部也有很大分歧，一部分日本人主张使用日军军票作为流通货币，另一部分则认为，日本正在打仗，没有能力完全统一中国的货币，倒不如用周佛海的中储券去对付国民党的法币，既省事又顺理成章，而且中国人较容易接受，如果军票发行过多，反使日本背上了包袱。所以周佛海面对这种局面，他的中储银行要想真正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的话，他除了积极争取日本人的支持，以高压政策强行推行中储券外，还必须拉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把这两个中国资格最老、名望最大的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并且绑上他的金融战车，他的整个金融体系才能运转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周佛海不希望使用日本军票，也不希望中国银行长期被日本人军管，而是主张"复业"，但要求以中储券作为计算单位，纳入他的金融体系，并提出要原中国银行南京总行的经理、中国银行界的老人吴震修"出山"，执掌中国银行的局面。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撤往内地时，吴没有跟去，也没有去香港，而是一直呆在现在上海延安中路富民路路口的房子里当寓公，但是起初吴震修坚决拒绝与周佛海合作，无论谁来说都不行。

从中国银行内部来说，大部分人还是主张"复业"的，因为日本人中主张将中国银行长期军管的人，正日甚一日地逼中国银行就范。如果长期军管，那实际上就成了日本人的中国银行了。人们指望"复业"后，能摆脱日本人的直接控制，但又怕被国人唤作汉奸，他们希望能通过地下电台与重庆方面讲清楚，说明"复业"是迫不得已的。至于中行的中下级工作人员，更是希望"复业"的多，因为中国银行机构太大，职工众多，银行长期停顿，这些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就没有保障。当时仅上海一地，除了上海分行之外，还有虹口、同孚路、霞飞路和成都路四个办事处，还有从各地撤退到上海办理收付的分行和办事处，包括上海分行管辖的南通支行、芜湖支行、安庆办事处，以及九江办事处、南京分行、杭州分行及其所属的支行、办事处等，总数有上万人。这么一来，矛盾就集中到了吴震修身上。

无可奈何的吴震修

吴震修是日本留学生，他父亲一代就与日本人有联系，在中国银行虽然是南京总行的经理，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是首府，其地位自然至关重要。由于他在行里任何时候都不愿当第一把手，总是以第二把手的资格位居其后，出点子想办法，所以人们又称他是为冯六爷（冯耿光）摇鹅毛扇子的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上海的财务最高官小原极力想拉拢他，甚至提出要他出来执掌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取代周佛海，因为他太内行了。周佛海也极力拉拢他，要他"出山"主办商业性的中国银行。在开始的半年多时间里，都被他断然拒绝。

我曾受周佛海的指派，多次到富民路吴的住所去看望他，周的意图当然是要我说服吴"出山"。吴震修对我说："我若是想'出山'早就'出山'了，还要等到这时候吗？"意思是他主意已定，立志躲进小楼，不再过问世事。他还曾谈起当年蒋介石要黄郛去华北与日本人妥协，黄郛不肯去，要去一定要拉着吴震修一道去的事，他说："里外不是人的事咱们是不能做的，去华北若跟日本人谈不成，蒋介石那头不答应；谈成了也是千古骂名，我要去背这个骂名干什么？所以不能去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这是告诉我，他要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不愿被国人骂作民族败类。

然而形势一天天严峻起来。1942年5月，日本军部宣布，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显著的"敌性"，被勒令停业清理，托日本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分别执行；而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似有网开一面的说法，用周佛法的话说，是中、交两行与民众关系密切，应当在脱离重庆政府的前提下改组"复业"，这就把中、中、交、农给分化了。更为严重的是，5月26日，法币对中储券的比率已降到了2:1，也就是要2元老法币才能兑换1元中储券。5月31日，汪伪政府又颁布《财政部整理旧币条例》，限期禁止法币流通，规定中、中、交三行所发行的有上海地名的钞券得按2:1的比率兑换中储券，收兑期限自6月8日起至6月21日止，凡以法币为单位订立或约定的债权债务，强令以2:1的比率折成中储券处理，并规定上海银行业自6月1日起一律改用中储券为计算单位。

这种形势就逼迫中国银行作出决择。要么关门了事，中国银行彻底撤出上海（实际上无法彻底，因有大量的房地产在上海），要么就得按周佛海的计划实行"复业"。这可急坏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帮老人，副经理潘寿恒及程慕灏、石九鳌等人纷纷去找吴震修商量，这种情况下可怎么办是好。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复业"吧，如果不"复业"，这个银行就保不住了，不仅自身的产业保不住，储户们的存款也化为乌有了，更何谈这么多职工的生活。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吴震修也只好"出山"了，出任"复业"后的中行代理董事长，但他一个钱也不拿。在"复业"的前夕，他曾委托杭州中国银行副经理胡熙伯去安徽屯溪，因那儿还不曾被日本人占领，通过中行自设的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系，电报直接发给中行的总经理与副总经理，详细报告了日伪强迫改组"复业"的情况，申述了吴内心的苦衷。这份电报（现存中行档案室）实际上是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默认，但在中行总处及交行总处发表的联合公告中，仍称"假借名义在沪及沦陷区开业之中国、交通两伪行，一切行为及其债权债务在法律上一律无效"。

中国银行遂于9月1日宣布"复业"，地址在南京西路成都路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里，那是盛宣怀（清末邮传部尚书）的老公馆中最漂亮的一幢房子，可是那时已被盛氏后人卖出来了，成为中国银行的房产。"复业"后不久，又迁回到汉口路50号大厦，上海市区的四个办事处也同时"复业"。我在"复业"后的中国银行中担任监察人。除我之外，还有卢学溥、张文焕、顾鼎贞、邵树华。

八面玲珑的唐寿民

与中国银行同时"复业"的还有交通银行。与吴震修截然不同的是，吴震修是被迫的，而唐寿民则是积极的，所以"复业"后的情景也不相同，中国银行是被动维持，并不积极拓展业务，赢利只要能够维持开销就行了，而交通银行则是积极行事的，唐还出任了汪伪商统会的会长。

唐寿民在银行界属于扬镇帮，镇江人，钱庄学徒出身，与周作民、胡笔江、谈荔荪、朱舜生都是大同乡，人极有才干，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本事很大。他原是交通银行武汉分行的副行长。当北伐军打到武汉的时候，行里的人都跑光了，他胆子大，没跑。适逢蒋介石要补充军饷到处找财神爷要钱，就找到了他。蒋介石要500万，实际上是狮子大开口，交通银行武汉分行没那么大实力，但100万还是有的。唐寿民看好蒋介石的"前途"，就大胆讨好蒋介石，将100万和盘托出，于是深得老蒋的欢心，很快就当上了中央银行的业务局局长，以至于周作民、谈荔荪等原先都看不起他的人，现在都反过来拍他的马屁了。有一段时间他是少数几个可以直接见蒋的红人之一，张嘉璈亦不能与之相比。

唐没念过什么书，自知文化底子薄，英文也不行，所以一天到晚练毛笔字，凭着人聪明，一手字倒练得拿得出手了，但是人品不行。他是陈光甫提拔起来的，但后来又与陈光甫闹翻，他总是设法排挤人家而抬高自己，脾气又坏，他手下的多数对他没有好感。他得势之初是投靠宋子文，宋子文不得势了又去投靠孔祥熙。

"复业"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在香港（后来与冯耿光、梅兰芳等同机被日本人押回到上海），他是交行总经理，胡笔江是董事长。有一天行里接到重庆的电报，叫负责人去重庆开会，一般业务上的事是该总经理去的，可那天唐寿民不在行里，电报就到了胡笔江的手上。胡笔江想去重庆，就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谁知这架飞机在半路上被日本人打下来了，胡笔江空中遇难，同机的还有银行界的徐新六等人。此噩耗传来大家都万分伤悲，而唐寿民却说："本来是该着我死的，他去找死的。"同行无不为之侧目。"复业"之后，他常直接与日本人联系，结果周佛海、陈公博也不喜欢他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叛他无期徒刑，他托我找律师为之辩护，后来减为15年。1948年国民党自身难保了，大赦政治犯，唐也放出来了，实际上只关押了3年，解放以后被人民政府管制过。1975年我从白茅岭农场出来之后，他已不在世了。

短暂的"复业"风光

汪伪政府公布的《修正中国银行条例》规定：中行为扶助生产、发展贸易之银行，其营业范围和一般商业银行大体相同，取消其原有的发行钞票的权利。并规定总行设在上海，股本总额为中储券2000万元，官股商股各半。中行原有的官、商股本法币各2000万元，折成中储券只有各1000万元了，官股则为汪伪政府占有。在账面上，把原属中行总管理处的上海汉口路行址房地产作价，为中储券2000万元，列为"总行"资产，和股本2000万元相对应。汪伪政府所占的半数官股，实际分文未拨。然而为了"复业"，中储银行向中行及交行各贷给5000万中储券，期限订为一年，利率为年息2.4%。事实上这笔"复业"借款一再展期，直至抗日胜利后，方告清理结束。用吴震修的话来说，这是"拿中储的钱，还本行的债"。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在"肃奸"的时候也把吴震修软禁了，他自然不服，向有关人士诉说具体情况，很快得到了各方的谅解。宋汉章在信中说："我兄为行服务，忠心耿耿，有口皆碑，无任佩迟，虽局外人知之稍晚，然真金不惧火，终有水落石出之日也。"(1945年12月17日）。张嘉璈在回信中说："八年不见，人事蜩螗，唯无私无利私欲者必得最后之同情。吾兄一番为行事苦衷，多数谅解，望镇静坦白处之。致汉（宋汉章）、淞（贝淞荪)、白（卞白眉）三兄函已较交，并已得庸公（孔祥熙）同意，电嘱潘（潘寿恒）程（程慕灏）二君先行来渝矣……"(1945年10月9日）张群亦致信吴震修："震修兄多年老友，其品格行谊本所深知，敬当尽力陈述，原函奉缴……"(1945年10月23日)

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吴震修很快获得了自由，他把伪中国银行交还国民党政府后，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再也未在其中任职。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行与汪伪间的斗争、屈辱和妥协也告结束，可见中国银行实乃兵家必争之地。

解放后，吴震修受到国家的重用，担任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直到去世。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