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信仰与地域整合： 江西都昌县余氏祭祀「三山太公」的考察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本文考察了明清时期江西都昌县余氏家族「三山太公」信仰的形成过程，以此说明明初朱元璋归化江西鄱阳湖地区的政策，以及明中后期鄱阳湖沿岸渔民社区应对官府渔课征收制度改革时的文化策略。因应明代河泊所和「忠臣」意识形态推崇的双重治理方略，酬池湖渔港周边的余氏利用建构功臣之家的正统性语言，将自身融入广阔的中国大历史，不仅使得祖先崇拜呈现「户主」和神明合一的祭祀形态，也在民间习俗上留下鲜活的「水边」印记，展现出明清时期特定渔民信仰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变迁机制。

关键词：鄱阳湖、河泊所、渔民、神明信仰

一、前言

学术界对陆地社会边缘人群（「渔民」、 「水上人」）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当时海权意识兴起，学者们热衷于讨论传统渔业向近代转型（即所谓「新式渔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发广泛关注的「渔业」被视作振兴民族实业的经济部门，而非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一项制度。1960年代傅衣凌有关江西九姓渔户问题的研究，强调应将渔民问题置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演变的脉络当中考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此后至199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渔民问题的研究并未深入社会史领域，而是集中走向了另一条制度史研究方向。1980年代前后，台湾学者吴智和关注到明代渔户登记、分类、鱼课征收等渔业制度层面的若干问题。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受此启发，于1990年代初期开始广罗政书、方志，试图厘清由唐至明代渔业制度的演进，并重点论述了明代河泊所的渔户、渔课管理职能。尹玲玲的研究基本沿袭了中村治兵卫的研究脉路，但着重于渔业经济制度层面。

近十多年来，徐斌、刘诗古利用各自在湖北和江西发现的湖区渔民文书，将明代河泊所的制度性规定，落实到地方上来分析。徐斌将黄冈和江夏两个县的清代「赤历册」，与陆上里甲黄册比较，以展现水面税收制度的运作特点，并从占有形式、产权分割方面探讨明清湖广地区的水面所有制问题。刘诗古的问题意识与徐斌类似，他通过收集鄱阳湖地区的渔民文献，论及明清鄱阳湖「水面权」的交易方式、民间契约与水面秩序确立的内在机制，并通过都昌县明代编造的渔课册籍，展现了明代鄱阳湖地区渔课制度的演变过程。两位学者近年来都倡导「新水域史」观，强调渔业制度史研究应与人的研究相结合，极大拓展了学术界有关明清时期水面制度的认识。

同制度史视角下对渔民问题的研究不同，社会史视角更加关注渔民社区的长时段发展，将重点放在基层组织、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以及透过礼仪表达而展现出来的地方与王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上。这一研究取向的理论渊源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华德英(Barbara Ward)的对话。弗氏在其华南宗族研究经典中，相信宗族的建构，不仅基于认同共同祖先，还受公产和集体祭祀礼仪的支撑。华德英则选取香港新界滘西洲这处没有建立宗族的疍民社区开展研究，将当地没有建立宗族的原因，归结为疍民水居生活方式(water-borne way of life)导致低水准经济交易活动，并不需要特别依靠父系宗族成员人脉的维系，因而当地的社会组织、礼仪制度等与陆地存在显著社会形态差异。华德英的论述，引发弗氏进一步审思：若水上人上岸，会否走向宗族定居模式？这场没有终结的学术对话，开启了华南「地方—国家」互动模式研究的先声，并对后来水上人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沿着弗里德曼和华德英的对话脉络，萧凤霞和刘志伟讨论江门一带疍民社区，发现水上人上岸并不单是居住方式或身份的改变，同样可以是依靠户籍控制资源、建立宗族，以及创造正统性祭祀礼仪的互动过程。贺喜所考察的粤西南高雷半岛的上岸渔民聚居地，是一个正处在通过为流动神明举办「朝会」的方式，来演绎和模仿宗族建设阶段的社区，她借鉴李维斯陀(Levi Strauss)和Janet Carsten的研究，用「家屋社会」(house societies)的概念来理解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而回答弗里德曼的问题，认为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分歧并不在于文化上的差异，因而得出了更倾向于华德英的解释。

在渔民社会史研究中，神明信仰与宗族建构一体两面，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如何从水上人的信仰仪式，探讨其宗族建构的办法。可以说，将祖先及神明故事置于地域社会长时段演进的时空脉络中来解析，就可以重构水上人社区的历史。

贺喜发现广东湛江硇洲岛的神明祭祀，分为驻庙及驻家两类，没有固定的地点，以轮流的方式供奉神明，同广东高雷半岛具有相似的社会底色，贺喜将之归因于当地船居、寮居的习俗传统。在江苏太湖湖畔的庙港网船渔民家族，有由香头领导的「香社」渔民信仰组织。夏一红发现，在香头住屋内，有布满神像及已故香头与其亲人塑像的神坛，反映过去的船居生活传统。日本学者太田出的调查则显示，香头除了维护神坛，还主持演唱「赞神歌」仪式。山东微山湖畔的渔民社区，比较接近太湖庙港的社会形态，这样的渔民社区，更多展现为一种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宗族意识或宗族理想。刁统菊和佘康乐的调查显示，当地渔民家庭拥有祖先和神祇的画轴，每逢农历新年时拿出来，用作宗族祭祀的物件。每隔5至10年，同姓家族成员聚集一堂，各家拿出自家所藏画轴，为画中祖先和神灵做法事，是为「续家谱」。仪式举行中，还要展现渔民祖先过去的游荡落脚点，展现祖先迁徙定居的历史。林敬智在考察这个仪式时，关注到仪式开始前，由老者扮演的「端公」举行的「唱家前」仪式。如同展现家族迁徙史一样，「端公」讲述祖先逃荒、要饭、发家的谋生经历，同样通过说唱展现家族的历史。钱杭在浙江沿海温州平阳县薛岙村的考察，展现了以杨、周、董、林四大姓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以血缘、地缘关系交叉并存为突出特征的祭祀圈形态。

综上所述，目前众多学者在各地开展的水上人研究，展现了不同区域水上人信仰世界或宗族建构的多元图景。但其中也有不少案例因水上人上岸时间较为晚近，尚处在模仿宗族系谱建构社会关系的阶段，因而呈现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相似的问题。鄱阳湖地区是较早被纳入中原正统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鄱阳湖一处渔港的神明祭祀研究，描述一个动态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丰富对大一统多元发展道路的认识。

二、社区关系与早期祭祀

（一）聚落格局

本文讨论的余姓乡村，分布在江西鄱阳湖东北角一处名为「酬池湖」的渔港周边。酬池湖南连鄱阳湖，渔产丰饶，在行政上隶属于都昌县（明清南康府属县），地理上则与鄱阳县（明清饶州府治）毗邻。按照今天的行政建置，酬池湖东、西两侧区域分属于都昌县南峰、芗溪两个乡镇管辖，这一以湖为界划设两个乡级政区的建置，始于集体化时期。民国年间，这片湖域统称「南溪乡」，明清时期地名「香溪」，隶属于都昌县长宁乡十都。宋时，信州铅山岁运江淮、湖广之铁，正是「泛彭蠡，遡番水，道香溪而东」。因此，这片滨湖区域不仅自明代就在行政上被整合过，而且宋代以来该区域就是鄱阳湖沿岸重要的航运码头和渔民上岸点之一。至迟在清初以前，「都民之滨湖者，皆以渔为田，四序不辍」，因而在社区性质上，明清时期当地居民以渔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负担渔课，属于南康府杨林河泊所的征税范围。

环酬池湖的余姓乡村有12个。其中，湖西岸有9个，分别是：枣树下、周垄湾、余官里（又称酬村）、上茅坦、下茅坦（二村合称茅坦里）、前头份、麻园里、竹峦里、昂四里；湖东岸有3村，白水塘（弯里）、余访和坛里（二村合称余晃里）。今天这样一个以酬池湖为中心的社区，显示出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形态，不仅以「三山太公」（讳伯明，行名及三）为共同祖先，拥有共同系谱，还每年定期举行「三山太公」绕湖游神仪式，形成了以酬池湖为中心的祭祀圈。区域内还有众多以「里」为名的乡村或乡村联合体。按当地人称谓，有由上、下茅坦村构成的「茅坦里」，及余访、坛里二村构成的「余晃里」等。据说坛里村是因过去有个祭祀的神坛而得名。按明初洪武礼制，「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谷之神；又凡各处乡村每里一百户之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今天湖边以「里」为名的余姓乡村及联合体应该就是在明代「里社」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酬池湖东岸的余访、坛里二村是域内的权力中心。余访村有5000多人口，与之相连的坛里村也有1000多人口，二村人口超过其余10村人口总数。区域内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及三山祖堂」（又称「太公屋」），就坐落在坛里村，「三山太公」神像就安置在这座被称为「祖堂」的屋内。「太公屋」内有4块名为〈建造太公屋集资名单〉的碑刻，落款分别是：「余晃翊箴公（坛里）」、「余晃翊钥公（上边）」、「余晃翊威公（老四房）」、「余晃翊粟公（下边）」。据系谱和当地人说法，坛里村的开基祖余翊箴，乃余访村开基祖余访之孙，于明清之交从余访村迁居到了坛里，翊钥、翊威、翊粟未分迁，均生活在余访村。可见，「太公屋」是由余访和坛里村人所共建，当地人口述中的「余晃里」，实际是由上述4大房族聚居所构成的社区，这反映在当地人观念中，余访和坛里二村从来就是个统一的整体。

年复一年的「三山太公」环湖巡游仪式，从腊月二十四日开始。当日，「三山太公」从坛里村「太公屋」内被抬出，游神地点和时间依次是：坛里→前头份（腊月二十四日）→余官里（正月初四）→上茅坦（正月初五上午）→下茅坦（正月初五下午）→竹峦里（正月初六）→昂四里（正月初七早）→枣树下（正月初七上午）→麻园里（正月初七下午）→白水塘（正月初八）→周垄湾（正月初十）→余访（正月十五前后）→坛里（见附图1）。村民说，游神的顺序，是按「从大到小」的原则来安排的。所谓「大」、「小」，指的是各村开基的辈分。但事实上，游神路线并非严格据此来定，主要还是为方便巡游路径考虑。也就是说，按各村肇基祖辈分大小设定游神顺序，可能是早期做法，随着越来越多余姓融入祭祀圈，游神路线势必要做出调整。游神路线表达的实质，是湖线乡村先后整合进入到社区的历史。

（二）枣木祭祀

酬池湖西岸的枣树下村，被认为是区域内余氏的祖源地。该村的滨湖老村址处，有一块叙述建村之由的〈肇基祖余杰一公号康宁基址〉石碑，全文如下：

十亿神洲统□□□后裔，而吾肇基祖杰一公，乃秦代由余公六十世孙。□宋代淳熙己亥年间，即公元一一三八年，因避乱由三楚江夏锡田里游学南康白鹿洞书院，侍朱文正公讲学，荐为校正。公雅爱山水，遍采胜地卜居，初来都邑都田畈建居，后复□□地□□其地窄，心甚惶惶有迁意。是夜，梦道士示字云：「尔□择地卜居，谨记逢芗即止。」翌日，沐□熏香，逐狮子山山脉□南而下至此地。时遇老叟，问此地名。老叟告以「芗溪」名字，忆与梦合。当时□顾环境辽阔开朗，前濒蠡水，浩瀚无际，后倚狮山，山峦起伏奔腾，仰望匡庐高耸，屏于西北，有鸣山为左腋护卫，真胜地也，遂筑墉垣而居焉。建村时村址有古枣树一株，貌若伞盖，以地而呼村名为枣树村，迄今八百五十年。其苗裔散居周围各县，已不下几万矣。基址原有土地庙贮枣木作纪念，每当春祀秋尝，皆来祭祀，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为了敦本溯源，今值一九八八戊辰年重修家乘，故铭刻石碑序其事，以为纪念。

纯德（瑞麟）谨撰

经造人：裔孙用情（注：枣树下）、用彬（注：枣树下）、心样（注：鄱阳支）、略治（注：枣树下）、略宗（注：枣树下）、源才（注：毛坦里）、纲发（注：白水塘）、忠谏（注：枣树下）、忠恕（注：余晃里）、忠晖（注：余晃里）、源金（注：毛坦里）、豪俊（注：余晃里）、朝堂（注：余晃里）、朝伟（注：余晃里）

公元一九八八年岁次戊辰隆冬月吉立

以上碑文有两点值得讨论：其一，尽管碑称枣树下村南宋就开基，但对枣树下村人而言，在土地庙中春秋祭祀枣木，是比崇祀「三山太公」更为久远的传统，且同明初里社祭祀制度关联显著。《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年间朱元璋号令天下广种枣树，以备饥荒，后因地方懈怠，至宣德、正统年间，朝廷力推此项政策执行。村以枣树为名，或正与明初植枣政令有关。其二，余氏最早将杰一定居传说同朱熹、白鹿洞书院建立关系之人，是杰一的三世孙余泰四，他在至元六年（1340）「搜掇于散亡之后，汇次成帙，画其图、列其世、列其派」，制成一份世系图，并结合「曾祖」杰一本湖广武昌人，「师朱文公，授白鹿书院校正，因家都昌之香溪」的传说，而向当地文人求记，才使得记文后来被编入族谱，最终有了碑文关于杰一肇基的说法。按世系：杰一生荣九八，荣九八生丙三，丙三生绍宗（行名泰八）。绍宗生伯明（行名及三）、伯敬（行名及四）。余伯明生九德，九德生余厚。余厚生6子，衍生沿湖诸村。康熙二十五年（1685）余氏重修宗谱时，裔孙余敖君说：「余厚生昂二、昂四、昂五、昂七、昂八、昂十一，昂二公裔分居余访村与酬村，昂五公居白水塘，余皆仍居祖基。」表明清初以前与枣树下村建立世系关联的仅限于湖东岸的白水塘、余访、余官（即酬村）3村，湖西岸余氏乡村均为清代通过与枣树下村联宗而被纳入到这样一个一体化格局之中（见附图2）。

图片说明：1.图中虚线方框内为道士名字，实线方框内为村名；2.各村开基祖：①枣树下：杰一（传说1179年定居）；②余官里：余官；③余访村：余访；④坛里：翊箴；⑤昂四里：崇彭（1707-1774）；⑥白水塘：昂五；⑦前头份：文彦（1617-1702）；⑧下茅坦：翊箕；⑨上茅坦：心有；⑩周垄湾：积南（1627-1693）；⑪竹峦里：正平（1633-1707）；⑫麻园里：训廷（1627-1696）。有确切开基祖生卒年代记录的乡村基本都是清代以后才与枣树下村建立世系关联。

数据源：1.余忠谏等纂修，《余氏宗谱》（1948年本），卷首，〈统宗世系〉，页149a-168b；2.余略治等纂修，《余氏宗谱》（1988年本），卷4，〈昂二世系〉，页1a-123b；卷5，〈昂四世系〉，页1a-86b；卷15，〈昂五世系〉，页1a-164a；卷7，〈昂七世系〉，页1a-240b；卷23，〈昂八世系〉，页1a-103b；卷2，〈昂十一世系〉，页1a-86b。

三、文化资源与家族建构

（一）「从舅余姓」：功臣之家的建构

明景泰二年（1451），酬池湖西岸的枣树下余氏，因七世孙余铎中举，而跻身缙绅之家。余铎之父余厚（1375-1456），字叔载，号松隐，生前「常位乡饮正宾」，且「屡济乡里之急」，彰显明前期余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余厚于景泰七年（1456）去世时，余铎请时任应天府府尹的王弼撰铭，王弼了解到余氏的光辉家族史，「闻而恸之」，记载说：「杰一公生九八翁，九八生丙三，丙三生绍宗。宗生子二：长曰伯明，生九德，即松隐之先府君也；次伯敬，生九龄、九成。元季盗起，九龄集义兵保乡里。国朝甫定，拜江西行省左丞，寻改怀远将军，镇汀州。龄殁，弟成代袭武略将军爵，御寇定辽，皆九德亲兄也。二兄俱以官居外，惟九德以幼家居。」 王弼的话当然源自余铎，余铎向王弼阐释的家族世系也十分清楚：余厚之父为九德，元末乡兵领袖九龄，同九成是胞兄弟，二人又同为九德堂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弼后又说出九龄、九成「皆九德亲兄也」这句很吊诡的话，王弼明显是有意去拉近九龄、九成同九德的关系，这点很值得注意。

元末「九龄集义兵保乡里」之事，在正德《饶州府志》也有记载：

江春，字九龄，从舅余姓，后复读书，通大义，善无事。至正末，春倡义兵。徐寿辉陷饶，署春为左丞，屯都昌香溪。寿辉被陈友谅杀，春思报之，遂归附，除权江南行省左丞。随驾克江州、豫章诸郡，解安丰围，败友谅于康郎（注：鄱阳湖水域）。······擒张士诚，定河南一带，拜怀远大将军。······世袭大同卫，复命同知都尉，寻迁同知朔州卫、长淮卫、汀州卫。广东盗起，檄春平之，功独多。回卫，卒。上嗟悼，遣行人李止善谕祭，归葬鄱新城乡。无嗣。将余韶，字九成，归附后命同于光镇饶，下豫章、武昌，定幽、蓟，镇御大同，韶皆预有功，擢武略将军，定辽卫副千户，后调征开原，阵亡。

以上文字，实则由鄱阳县文人所刊入，不可避免体现鄱阳县民立场。据此，余春（或江春、九龄）本为余家人的外甥，因随舅姓余，而改名余春。而名为余韶的九成，实则是九龄的爱将（而非亲兄弟），这同都昌余氏的说法大相径庭。元末，都昌芗溪地区一度是徐寿辉的势力范围，九龄最早附徐，任左丞，受命「屯都昌香溪」，因而同当地关系密切，可能材料所指，九龄就是芗溪余氏的外甥。材料指出余春死后归葬鄱新城乡。今鄱阳县新城乡江氏，在谱中记载余春（椿）时，除首句「椿，行爵二，字九龄，三杰公五世孙也，生都昌长宁乡十都御柳坊，后迁鄱之十三都新城乡」，及末句「归葬鄱阳新城乡本里活狮脑山，左右石兽、华表，以荣其墓。无嗣，有女配朱文公裔孙，世袭婿承焉」为江氏自叙外，其余均抄自康熙《鄱阳县志》。有墓葬遗存，且可同方志记载印证，表明有关余春居住鄱阳县新城乡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元末动乱初期，余椿是和另一位都昌乡兵首领于光结盟，一同归附徐寿辉的。宋濂为于光所撰墓志铭写道：「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曰『宋』，都九江，使其将张福、夏彰据湖口。元将三旦八驻师鄱阳，都昌适当其冲要，交互杀掠，民伥伥不知所从。」于光「集诸少年趫健者列为队伍」，组建乡兵自保。至正十五年（1355），鄱阳、都昌相继被徐寿辉攻陷，于光便和余椿投靠了徐寿辉，于光被委以饶州院判之职，控制了鄱阳北连浮梁州的10多个乡的大片土地；余椿则任饶州左丞，驻守都昌香溪。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杀徐而自立」，并随后于七月挥师饶州浮梁。情急之下，于光、余椿联合「出兵攻之」，并归附朱元璋。不久，陈友谅复陷浮梁，二人败走。《明太祖实录》记载，二十一年（1361）春，「饶州降将、左丞余椿等引兵次池之建德」，投入到更广阔的建立明朝的军事活动中。

正德《饶州府志》「从舅余姓」之说，令余椿身世扑朔迷离，究竟是都昌芗（香）溪余氏将本名江椿的外甥（及其部将九成），改作余姓，纳入系谱？还是饶州鄱阳县人有意制造江椿之说，而将之载入府志？倘为前者，按余厚、余铎出身，倒可为之，王弼那句九龄、九成「皆九德亲兄也」，刻意拉近三人「血缘」亲近关系的说法，也似可得到解释。

在元明之际的地方变局中，以余椿为代表的乡兵领袖，是帮助明朝建立的重要力量之一。按正德《饶州府志》记载，余椿后来还随朱元璋参与了鄱阳湖大战。战后次年（1364）三月，朱元璋下令在鄱湖康山水域建立一座忠臣庙，祭祀战死湖面的35位将领。九月，朱元璋又特地下令，要求各地功臣庙（包括康郎山忠臣庙）「依期祭祀」。庙中的神明就是「忠臣」的代表，地方官员定期修祀事，代表地方接受中央抚治之情。康山忠臣庙是明初鄱阳湖边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成为鄱阳湖地区乃至江西归附明朝的象征。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历代忠臣烈士，并依当时初封名爵称之。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功于社稷人民，是确立忠义祠宇合法性的根本标准。这条推行「忠臣」意识形态的法令，日后显然极易为民众所利用，成为获取建立忠臣庙宇权利的根据。对于酬池湖西岸的余铎家族而言，余椿（九龄）究竟同九德是堂亲还是表亲，及九成真是九龄的胞弟还是部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余氏拥有这样一个「功臣之家」的身份，不仅可以从文化上提升家族地位，还在现实角度获得赋税差役上的优免。「忠臣」观念推崇，是鄱阳湖地区由元入明开启社会秩序重建的背景之一。

（二）从祖先到「户主」：渔籍登记与整顿

吴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在给幕僚朱升颁发的〈免朝谒手诏〉中这样写道：

每奉征聘，即弃家从朕，亲率六军，东征婺州诸处。······西伐铜陵、江州、洪都、武昌、安庆；北援寿春、金斗；南服徭蛮，著言「趋吉避凶，往无不克」。卫余难于禁江口，尔宁不顾己躯；足兵饷于鄱阳湖，众跃声震天地。及收抚伪汉黎庶、擒逆张、取中原，谋猷多中。

在朱元璋的明朝立国时空序列中，江西被视作「次第归附」之区。此种看待江西的眼光，影响到了鄱阳湖地区政治经济体制重建的方略。元明之际，朱元璋推行了「足兵饷于鄱阳湖」之策，在他看来，这一重大政策具有同谋取中原、定鼎天下一样的政治意义。当时此项战时经济政策的提出者，除了朱升，还有李善长。至正二十五年（1365），「上议江右、湖广鱼课」，李善长就建言「若兼江西等鱼利，岁可得谷一百万石，资给军饷，每岁差官，按其欺隐。上悉从之。」于是次年（1366）正月，江西「河泊利大兴，军食取给」。「以渔资饷」政策在江西的推行，推动了洪武初年鄱阳湖区域4府13个河泊所的建立。

黄仁宇指出，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推行渔民前往河泊所登记户口的制度，但从14世纪开始，许多河泊所逐渐失去了功能，因为很多人不会去登记，以逃避税役。刘诗古发现都昌县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整渔民户籍活动。此次整顿渔籍，有着多重背景：正德十四年（1519）爆发的宁王宸濠叛乱，有南康府「九姓渔户」群体参与其中，亟待重整渔籍；南康府都昌县征收渔课的官员因营私舞弊被揭发，引发上级官府介入，要求都昌县重新编制渔户课册。于是，都昌县重新确立以设置「库甲」为基本单位的渔户登记和渔课征解体系。

在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重新编订的《渔户课册》中，酬池湖畔的余姓人家以余伯明为「库甲」户主进行登记，确认了余氏合族承办酬池湖的渔业权利：

库甲: 余伯明，十都人，原额水名酬池，腹内棘池，上、下酬村港、漳油汊、魏受汊，共课米二十石。

余氏祖先余伯明进入官府渔籍系统，确立余氏合立一户登记，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礼法因素。就在都昌县官府拟着手重新整顿全县渔籍前一年，余氏各族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修谱动员会：

嘉靖庚子年（注：嘉靖十九年）冬，诸族属议曰：「五世不修谱，君子以为患焉。」谱之修，俾子孙知本、知别。知本，则必为善，而贻其祖父之□名；知别，则不为恶，而遵其祖父之义训。且世之修谱者，多以军、匠为忌，而泥于不为。殊不知，军者各因己事而得之，匠者各因己艺而致之。祖籍绝无军、匠之役，由洪武开辟以来，册有定规，天渊无相也。顾吾之谱，上追祖祀而尽其孝，下开子姓以尽其义。编修族属，以广其仁。

余氏虽然对外以军功之家自居，但坚决否认为军籍，而是强调整个家族为渔籍。嘉靖十九年（1540）余氏发起的这次修谱动议，除了实现敬宗收族的目标，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就是为重新理顺家族与户籍的关系。从嘉靖二十一年实际登记的情形来看，余氏全族合立余伯明一户，强化了余氏同渔户户籍相结合的趋势，必然对区域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四、信仰演变与政治秩序

（一）统宗与拓殖：家族的重建

余氏联宗修谱的动议，于次年（嘉靖二十年（1541））得到落实。时人对此这样记载：

邑东去三舍，地名芗溪。······至正年间，海内淆乱，官五、及三（注：余伯明）、表一率子侄练习武备，固守地方，非但为一乡计，而大江以南皆籍保障焉。值明祖讨陈友谅，奋然捧檄，以乡兵助战于湖上，克之。承命从征虏，收吴越、靖云广、扩中原、入幽燕。计功赐爵，诸尊长曰：「复亨与椿年壮，可领职，以俟调用。」复亨授锦衣卫指挥使同知，明威将军；椿授亲军指挥。······今嗣孙咨族长而集诸族曰：「洪武年间之谱，皆未收全族。全族未收者，如人之全体未具也。」······考余氏······由秦而汉而唐······皆祖于下邳之郡。······谨遵文忠公作唐书例，大史公年表记五世一系，复揭五世冠于次系。四世之首，有官爵者书官爵，有德行者书德行，行踪而殊归于一本。······嘉靖辛丑岁（注：嘉靖二十年）申月望前二日周辂宏道序。

可见，经由此次联宗修谱，余氏建构功臣之家的话语发生了转变：

其一，不再强调元末乡兵领袖余椿，而是赋予余伯明（及三）功臣身份，并提升其在家族中「尊长」者的地位。一方面说他在元末动乱中「率子侄练习武备」，充当乡兵领袖角色；另一方面又指出余椿等人受封，实际是出自余伯明的决定。

其二，将余复亨纳入谱系。按地方志记载，余复亨是鄱阳县人，元末明初曾「戍辽东」，靖难之变后才受明成祖提携，与都昌余氏并无关联。余氏将之与余椿并论，无非是为进一步提升军功之家的声望和余伯明在家族中的地位。

其三，一改过去将始祖杰一与白鹿书院联系起来的叙述策略，开始出现余氏「皆祖于下邳之郡」的说法。此举事实上是在和另一位功臣余昶拉近关系。余昶是在鄱阳湖大战中战死的明朝将领，因其祖籍下邳郡，死后「诏褒封为下邳侯」，并被作为35员忠臣之一列入江西余干忠臣庙祭祀。余氏拉近与他关系的具体做法，是直接将谱中原来的余椿改为余昶：「莹七：明太祖封怀远将军，讳龄，字九龄，享祀康山庙余昶是也。」余氏将余椿更名为余龄，又将之说成是余干忠臣庙中的余昶，自当不可忽略余昶的祖籍地。余氏此举，不仅进一步与正统拉近关系，也从文化上将自身与更广阔的地域空间联系起来。不过，尽管余昶入谱，却未获得后来如余伯明那样受余氏崇祀的家族地位，这点很值得注意。

嘉靖二十年的这次联宗统系，发生在余访村人在酬池湖东岸拓殖的背景之下。余访七世孙余正邦在〈访公分迁金山引〉一文中这样说道：

公讳访，字德济，因居鸣山之右，堆金山之麓，别号金山，翰十五其行序也。······见祖居之地人稠事冗，思欲避嚣，遍采名胜，见有佳基，远离祖居，近连鄱境······右酬池而左鸣山······其地田可耕、山可采、坪可牧、而潭可渔······后人因公讳而呼村。······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七世孙邑庠生正邦敬撰。

余访到余正邦世系依次为：余访→翀十三→翊箴（坛里村开基祖）→韶宰→敖奇→华舜（1628—1707）→魁诰→正邦（1691—1752）。因此上述有关余访迁居的详细过程论述，基本出自余正邦的想象。以余华舜出生的崇祯元年（1628）为起点，按不太准确的30年为一代人向上追遡，可推算余访开基大约发生在正德初年。因此，至嘉靖二十年余氏联宗修谱时，余访村人正处在酬池湖东岸「牧坪渔潭」的重要阶段。是年联宗修谱，可以视为余氏文化上的整合，使酬池湖畔更多的余姓人家可以在共享余伯明一个户头之下承担渔港赋役，进而获取编户齐民的正当身份。

综上所述，在嘉靖二十年联宗修谱、重新理顺余氏各支的渔民户籍关系之前，余氏强调的功臣一直是余椿，余伯明是一个虽被加载宗谱却毫无名望的人。嘉靖二十年修谱，余氏功臣的话语体系发生了转变，主要目的之一，是着力强调余伯明的功臣角色，提升余伯明的家族地位。在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重整渔籍编户时，余氏最终以余伯明的名字为代表，进行了全族的渔籍登记，使得酬池湖东西两岸的余姓人家共享一个渔籍「库甲」户头，彰显渔课制度、家族组织和资源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饮食必祭之」：从渔户到神明

余伯明向「三山太公」神明的演化，发生在明代后期至清初。康熙二十一年（1682），族人余瑞生〈及三公传〉这样写道：

及三公，后人刻木以肖其像，饮食必祭之。······元季盗起，民皆逃匿，我三山公招复流亡，得子弟若干人为守御之计，而一境独全。未几，明太祖战鄱湖，数为伪汉所困。公要击于三山（注：鄱阳湖中三岛）之交，出其不意，汉兵大败，自是不敢东向。明德之，因呼公曰「三山」，嘉乃勋也。而公则不自有其功，乃使其弟之长子椿，诣行营受命，拜怀远将军，代领其众。自脱剑归山林，不复以知人世事。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上念三山之捷，追封为英烈候。特以未从征伐，不获赐有国土传及苗裔，论者惜之。此其出处之大略也。康熙二十一年岁次壬申秋月十一世孙瑞生撰。

余伯明「三山太公」称号的由来及其助力鄱阳湖大战的功绩在这里得到了首次诠释。这里延续了明中后期以来余椿受封是听命于「太公」安排的论述，这一说法为余氏屡加强调，最终凝固成「三山太公」建立军功的集体记忆。在清初酬池湖两岸的余姓聚居地，「三山太公」已被刻画肖像，成为余姓人家「饮食必祭之」的神，最终完成了由渔籍「户主」向神明的衍变（见附图3）。

每年「三山太公」从坛里村抬出巡游，抵达的首站是前头份村，而且驻村时间最长，自腊月二十四日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四日（见附图4）。当地人说，这样做是为让「太公」在该村「过个年」。前头份村独享此殊荣，是因为游神环节中的「封印」仪式是由该村仪式专家完成。而前头份村也一直是诞生道士的乡村。为「三山太公」做法事的宏堃道长说，过去年景不好及「三山太公」做寿时都会游神。「太公」寿辰60年一届，称「暖禄」，沿湖「太公」后裔乡村都要参加，活动由「太婆会」来组织。期间，还会请龙虎山道士打醮，过去「太公」巡游只是整个祭祀仪式的环节之一。「封印」仪式除夕当日在前头份村举办，主要环节是宏堃道长诵读如下科文：

洞案庐延起，散花礼，无为道德香，散满道场，高真前供养。······祖师行禄开坛阐教余真人、后宫劝善洪王二位夫人（注：「三山太公」夫人）、始祖祝堂元庆余先生、恩师妙玺杜先生、明道轩子靖法显、东溪极普济偩齐先生······素崖溥博、继崖兆明、石崖演真、竹崖道真、惟修心民、三畏和玉、正擢道明、正训济民······鼎亮、鼎源先生，诸位先生，嗣派弟子，当生本命元辰星君，福地饶金山（注：酬池湖东岸余氏聚居地）玉华堂上、香水院中，前传后度，古往今来，各派度师真人：臣等恭望师慈恩光，请降香坛，证明修奉，再焚真香，虔诚府拜，办请供养。······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虚空过往纠察明神、本府南康府都昌县二司城隍大王、本里祭拜社社公尊主、社母夫人、家奉高真、万年香火、观音祖师、四时助福明神、本境所奉福主、钱三天将、护国周宣灵王、紫云台上杨泗将军、关圣帝君、都督余公三山相公英烈候、洪王二位夫人······一切神明，伏此真香，普同供养。······向来献茶进酒已毕，礼不再斟，具有开启请圣情意，谨当开宣，江西省南康府都昌县十都长宁乡居住，奉道建斋，追修化财。······黄表一封，上下重封，朱印完全，印望即至，谨谨上呈。云程有限，地司敢通，我违上忘，匡御众魔。共和国 年 月 日吉时关行。

宏堃先生解释说，他师承父亲高兴（法号），高兴则师承其叔父鼎源，《接圣科文》是他师承下来的手抄本，师傅死后，弟子须重抄这本科仪书，并将师傅的名字载在上述请神的祖师名单之内。科文中的道家世系，绝大多数可以在余氏宗谱中对应。按系谱记载，第一位祖师，即法号为祝堂的余元庆，乃为枣树下村九世孙，其后数代依次是：法显（号明道轩）、普济（号东溪）、溥博（号素崖）、翀云恩、应科、文彦，文彦（1617—1702）即为前头份村的开基祖（见附图2）。道教科仪被吸纳进入族谱之中，才创造了「三山太公」的祭祀仪式，并促进了祭祀的日常化，故而才有游神首站抵达前头份村的仪式传统，彰显家族制度与信仰建构的内在关联。「封印」仪式旨由仪式专家代表师承先祖，邀请天地三界一切神明下凡接受供祭。「三山太公」及其二位夫人是被作为护卫一方的村境之神而受邀，社公社母亦在列，显示出同里社祭祀结合，以推动祭祀的正统化进程，最终形成独具本地特色的祭祀礼仪。

（三）「随水捕鱼」：乡村政治与权力秩序

清初「三山太公」信仰在湖畔的推广，伴随余氏权力影响的扩张。清康、乾年间，以酬池湖为中心的区域，「自东而西皆余氏之所址也」，因而「芗溪之余姓聚而居者不下千余家」。余氏在系谱扩张过程中，也参与到地方秩序的重建。余家人控制下的酬池湖，东、西两岸属都昌县，北部湖面则随季节变化而无常态，在都昌与鄱阳两县交界之地伸缩。鄱阳县金家处在酬池湖东北角，其门首有一处四亩八分的农田，春夏涨水，金家的农田就成酬池湖的湖底，余家人捕鱼时，常被金家人认为是进入其领地，顺、康年间双方互负命案。嘉庆七年（1802）五月，金大生和余明孙再次因此互控。十年（1805），饶州和南康二府官员会审，作出涨水时余姓「随水捕鱼」、退水时金姓「管业荫田」的判决，并对该判决的根据作出如下解释：

余姓之祖余伯明承佃酬池一所，坐落都、鄱两邑交界处，所在都邑完课，水米四十六石（注：明代课额二十石，清代有增额），有册为凭。······酬池湖一案，略节查历来管湖章程，分别湖底、湖面。凡承水课者，仅管湖面，水涨即随水所至管业；水涸则湖底成为湖地田塘，承完地粮，是以课册内载明水涨水落界止，井然不混。至取鱼之法虽多，但湖内水涨止能用网。此管湖之章程也。

官府认可民间处理农渔之争时区分湖底、湖面的习惯法，是在法律层面对余氏「随水捕鱼」捕鱼权的再次确认，「管湖之章程」经过屡次诉讼而被合法化，凝固成为余氏对酬池湖的永久水面权利。

清中后期，酬池湖渔港作为公产，源源不断供应定期「三山太公」的祭祀开支，余氏不仅打造了以酬池湖为中心的祭祀圈，也「依文公先生家礼」，在余访村建立起「四龛之外，更设太室，祀九世以上」的祠堂，完成了从渔户「库甲」向宗族的演变。1988年修《余氏宗谱》刊入了一则清代人关于酬池湖的论述，这样写道：

明太祖追念余及三公助战功绩，故追封英烈侯，划鄱阳湖以东北之一角落，名曰酬池湖，敕授其后代子孙掌管捕鱼。酬池湖疆域，东沿鄱阳车门，南濒连湖，西达游树滦，北枕鄱邑樟田、官桥，负水课米四十六石。此乃湖之来历如是。

对于余氏占有酬池湖，余家人一直是这样解释他们「祖先的权力」：「三山太公」曾助力鄱阳湖大战，被朱元璋赏赐了酬池湖渔港。但有趣的是，尽管余氏强调渔港的权力源自王朝赏赐或授予，实际每年仍须向官府缴纳渔课米。笔者于2013年首次考察时，见到的「三山太公」神像，是个睿智果敢的农民军领袖装扮，然至2023年所见，已是个英武威严的官员形象了。可见，「三山太公」一直是按照余家人想象的样子在建构。余氏出于对湖港占有的「正统性」追求，利用元明以来的历史，不仅登记了政府税收，建立宗族组织，还成立地域性祭祀联盟，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三山太公」巡游仪式及祖先军功的集体记忆，这些都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传统」。

五、结论

本文探讨的酬池湖渔港社区，其祭祖特质并不在宗族祠堂，而是以神庙祭祀为核心。余氏祭祀神明的礼仪，早期是在土地庙崇祀枣木，这个过程可能伴随枣树下开村以来的历史，并同明初里社祭祀和植枣赈灾的政令推行有关。明中前期科举上取得的突破，使余氏完全有条件利用元明以来的历史，建构功臣之家的文化声望，其出发点或是更为现实的赋税差役优免考虑。在明初的鄱阳湖边，忠臣庙与河泊所，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两类建筑物，以此为表征反映了明初朱元璋在鄱阳湖地区建立政治统治体制的方式。正因为此，整个明代，余氏都在利用元明之际的历史资源，谋求功臣之家的地位建构。

明代的河泊所户籍登记制度，显然在明中后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这个契机对余氏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余氏亟需梳理家族和户籍的关系，通过联宗修谱等家族制度的使用，推崇出一个享有登记湖港权的祖先，去应对官府的登记，于是余伯明登上了家族历史舞台，并有了他助力鄱阳湖大战的军功传说，在此过程中余伯明实现了由祖先到渔籍「户主」身分的转变。清初以后，伴随余氏系谱扩张的，是余氏「随水捕鱼」乡村权力秩序的确立，以及道教专家的介入，由此实现了宗教与家族制度的融合，促成了余伯明由「渔户」向神明的演化，最终呈现「户主」和神明合一的祭祀形态。这样一个动态信仰空间的形成过程，彰显了税收体制、资源控制、家族制度和信仰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在「三山太公」身上所发生的祖先、渔户业主和神明重合的祭祀现象？

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郑振满、贺喜等学者在华南地区的乡村研究，展现出了不同的地域社会形态特点。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乡村组织普遍被认为是以宗族为核心，以神明祭祀系统为辅。而郑振满和丁荷生(Kenneth Dean)在研究福建莆田江口平原时，发现当地明显是以神明祭祀来划分地域的范围和层级结构，呈现更加突出的以神明祭祀为主的社会形态。贺喜在对广东西南土司地区开展研究时，则发现了「亦神亦祖」的特殊社会形态。学者们将上述社会形态差异，归结为各个区域与王朝整合的过程不尽相同。珠江三角洲开发进程较晚，大部分地区是明代才整合到国家体系之内；莆田地区宋代就有以敕封地方神明作为归化地方手段的传统；粤西南地区则保有很强的土司祭祀传统。所以，当明代户籍登记制度和宗族伦理礼仪「层累」到原有的社会架构之上时，就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形态特质。

同前言所述刁统菊、贺喜、林敬智、夏一红等众多学者讨论的水上人上岸不久的渔民社区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的酬池湖渔民社区，地理上位于鄱阳湖区域，区域开发更早，水上人上岸的历史帷幕，较其他许多地区开启的也更早。只不过，元明之际的特殊历史，形塑了明初鄱阳湖地区的政治格局形态。元末有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三股红巾军先后于此交互作战，同时此处又是鄱阳湖大战的发生地，明初朱元璋经营这个地区，既着眼于通过广设河泊所收集编户，又试图推广「忠臣」意识形态归化地方。这两条整合地方的路径，成为祖神与「户主」重合祭祀现象的制度性根源，也成为民众出于湖港资源需求而赖以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明中后期官府重新整顿渔户版籍、推行河泊所渔课登记制度，正是建立于旧有的功臣信仰习俗的社会风气之上，从而形成了今天鄱阳湖边乡民特殊的「祖先权力」的认同史，及走向大一统的路径选择。

作者：李 敏

来源：《历史人类学学刊》2024年第2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宋柄燃

校对：杨 琪

审订：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