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太忠有个怪习惯：下连队要数猪，秘书：人没事，猪一定要数清楚

1971年冬夜，珠江边的潮气刚钻进营房，一辆吉普停在某团门口，车门一开，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尤太忠跨了下来。团首长挺胸迎上，却被一句简短问话堵住嗓子：“猪，多少头？”首长愣住，值班连长急报：“二十三！”这场突击检查就这样以一串数字开场，众人先是摸不着头脑，很快便明白，眼前这位上将要的不是客套，而是连里最朴素的保障。

猪棚清点完，吉普车尾灯远去，秘书悄声嘀咕：“人没事，猪一定要数清楚。”营区里传出几声苦笑，谁也不敢敷衍。事实上，这一问一答背后，是尤太忠三十多年征战生涯中磨出的习惯——要打胜仗，先得让战士吃得饱。

把时钟拨回到1929年春。河南光山的小村外，一支红军队伍正张贴招募告示。“十二岁以下免谈”几个字，挡住了刚满十一岁的孤儿尤太忠。牛丢了挨地主打，他不敢回家，只能在驻地门口冻得发抖。炊事班班长老宋发现了他，领进火堆前，递上热饭，又把自己的棉衣披在孩子肩上。一顿饭救了一条命，也把少年和这支队伍绑在一起。

虽被破例留下，尤太忠仍是炊事班最小的帮手。挑水、洗菜、削土豆皮，样样来。每次开饭前，他要把菜盆端到灶口偷瞄一眼：肉在哪、米够不够。这点小动作后来升华成“数猪”，道理简单——灶台稳，士气才稳。

长征途中，营养匮乏，他倒在担架上几乎断气。詹才芳政委路过，看了看虚弱的“红小鬼”，沉吟一句：“别扔，小伙子个头高，留着扛机枪。”一句话换来拉马尾巴的待遇，他用尽最后力气抓住马尾，竟真被拖出了沼泽。多年后他常说：“命，是那根马尾给的。”

抗日烽火燃到太行山，尤太忠已是772团团长。某次夜宿村寨，日军突然合围。邓小平住在团部，警报响起，尤太忠拔枪冲进屋。短短几秒，两人交流极快：“前线要你。”“我去指挥，你自保。”一句定策，尤太忠带兵撕开口子，主力脱险。自此，邓小平记住了这位“疯子团长”。

1947年汝河阻击战更是一役封将。凌晨三点开火，下午四点收兵，他用不到七个营顶住敌军整整一天。阵地打到剩半个班，他仍抱着望远镜盯着河面。大部队安全渡河后，刘伯承只说一句：“这小子行。”

新中国成立，他佩挂少将军衔，肩头星越多，脾气却没变。作战地图背得滚瓜烂熟，是被“没文化”逼出来的。抗美援朝前，王雪晨想考考丈夫，从墙上取下朝鲜地图，指着模糊山坳发问，他不假思索答出地名，十几处无一差漏，“死记硬背。”夫人每次提起都无奈摇头。

1966年风雨突至，27军也难独善其身。几百人在军部门口高喊口号，尤太忠双手叉腰站在台阶顶端，冷眼扫下去，对方竟无人敢越线一步。这一年里，27军未出一车一枪，跟他那股倔劲分不开。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得知消息的尤太忠直奔住地，门口值班的是原27军参谋，敬礼放行。邓小平惊讶打趣：“你也敢来看我？”回答爽快：“你一直是老政委。”半小时寒暄后，他发现桌上只有光板烟。转身便去京西宾馆找老部下凑出五条“中华”。深夜折返递烟，邓小平点上一支，深吸一口，没有多余话，屋里氤氲的烟雾替两人把往日艰险诉得明白。

再回到猪棚。国家经济紧张，部队口粮紧巴，能否多养几头猪直接影响锅里那勺油星子。尤太忠每次下连，不查人、不查枪，就查猪。若数字对不上，他一句“官僚主义”或“弄虚作假”扔过去，谁都接不住。时间久了，干部习惯先冲猪圈，记清每头花纹再写报告。有人忍不住问他理由，他直白：“肉有了，子弹才值钱。”

这一怪习惯被传成笑谈，却在暗处护住了士兵的胃，也护住了部队的锋刃。秘书常说：“首长不怕事，就怕猪不对数。”话听着轻巧，背后是老将军对战争规律的朴素理解：刀口舔血的行当，体能就是底气。

1988年授衔仪式上，尤太忠肩章换成三星，他转身握住礼兵袖口，一眼又瞟向角落的伙食车。十几秒后才松手。旁人不解，他却清楚，镀金的不是肩膀，而是一碗足量的猪肉炖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