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索庄园与阿哈，后金战争机器的血肉磨坊

托克索（Tokso）是满语中对庄园的称呼，是后金至清初特有的奴隶生产形式，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攫取粮食，不劳而获，压迫奴隶进行产出，支撑后金对明战争的进行。是后金政权崛起的经济支柱，并在清朝入关后逐渐演变为皇庄、王庄等旗地体系。

托克索的雏形最早见于15世纪朝鲜文献，女真部落在南迁过程中受明朝和朝鲜农业文化影响，开始从渔猎经济转向农耕。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为满足战争需求，通过掠夺人口和土地大规模建立托克索。据《满文老档》记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下令各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垦荒，以解决粮食问题，并建立粮库储备。

这一时期，托克索多为贵族私有，如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均拥有大量农庄，朝鲜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录》中描述其为“农幕”。托克索中的奴隶都来自于战争俘获的汉人、朝鲜人等。他们被编为“阿哈”（奴隶），强制劳动以支撑八旗供给。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汉民编入托克索，每庄置十三丁、七牛，耕田百晌，其中二十晌收成作为官赋。这种编庄政策使原本自由耕作的汉民沦为农奴。

托克索的管理人员称为“庄头”，由旗人贵族委派，负责监督阿哈劳动并征收粮赋。庄园内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阿哈无人身自由，被视作“会说话的工具”，可被买卖、赏赐甚至殉葬。其生存状况极为糟糕，很少有阿哈能活过38岁，基本都在30岁出头就被折磨致死。

阿哈需承担耕种、畜牧、伐木等高强度劳动，产出绝大部分归庄主所有。据《栅中日录》记载，严冬时节阿哈常与牲畜同住棚屋，以体温互相取暖，冻饿致死屡见不鲜。庄头手持棍棒监督劳动，对怠工者施以鞭笞，若遇庄丁逃亡，则依《逃人法》处死或凌迟。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以“无谷之人”浪费粮食为由，屠杀数十万汉民，其余幸存者被强制编庄，变成了阿哈，继续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满清入关后，多尔衮又搞出了一个《逃人法》。逃亡阿哈一旦被捕，初次刺字，再次即处死；窝藏者连坐治罪，邻里及地方官亦受牵连。甚至连庄头管理的托克索如果没有达到当年的粮食及布匹的生产目标，庄头自己也将被关三天禁闭，不给饭吃，然后放出来直接变成“阿哈”，堕入为奴隶阶层，直接下地干活。

这种恐怖政策不仅使阿哈难以承受，甚至连庄头都是受害者，他们全都遭到了八旗旗人的压迫。天启二年（1622年），女真家主坷纳之妻用烧红铁块折磨女阿哈，直接烫到她要害处，女阿哈直接毙命。男阿哈在地里耕田耕到累死，吐血而亡，如果稍有气息，女真家主直接棍棒打死，因为太占地了。阿哈子女世代为奴，称为“家生子”，婚姻由庄主支配，家庭常因人口买卖而离散。后金政权从来不缺阿哈，跑到山海关内随便掳掠一圈，就是几十万阿哈到手了。

清朝入关后，托克索制度与中原土地体系融合，演变为旗地庄园。顺治年间推行“圈地令”，强占京畿民田设立皇庄、王庄，延续了托克索的剥削模式。据《皇朝通志》统计，雍正年间内务府辖下粮庄超千所，八旗庄园遍布直隶。这些庄园虽改称“庄屯”，但仍然是在剥削因圈地失去土地，被迫“投充”为庄丁的汉人农民。这些农民晚上睡觉，白天一觉醒来，八旗老爷的马队早就把自家周围给圈了起来，自己和老婆孩子刹那间就成了“阿哈”，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至乾隆后期，托克索搞不下去了，开始逐渐瓦解。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庄园奴隶大量逃散，清廷不得不招募佃户耕作，奴隶制向封建租佃制转型。此外，清初圈地引发的民族冲突使清廷调整政策，康熙晚年废止圈地，旗地逐渐转化为地主经济。

托克索这种奴隶经济为后金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和物资供给，帮助后金实现了军粮自给自足，兵器马匹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辽阳、海州两地的托克索年生产粮食就能达到十万石，正好够后金一年作战所需军粮。所以努尔哈赤们能够将八旗所有壮丁抽出来投入到战争中，而农业生产则完全交给阿哈们去完成。

皇太极崇德年间，八旗庄园达2300余处，奴隶超百万，成为战争机器的重要支撑。这一制度依赖暴力掠夺，将汉民从封建佃户压回奴隶身份，辽东汉人人口在努尔哈赤时期锐减，大量逃亡或被杀。康熙年间，自杀的阿哈每年2000人，光自杀就有10万人以上。虐待致死的更加不计其数，大致有百万之多。《清实录》记载的屠杀事件、民间流传的“跑马圈地”，八旗贵族建立托克索，实际上与西藏农奴制差不多，基本是同一类东西。

后金至清初政权对人力资源的极端榨取。从辽东的“编庄令”到京畿的圈地运动，成了八旗战争机器的血肉磨坊，不停地生产以支撑八旗军队的对外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