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90年代保管员监守自盗19件藏品被处决

销赃像儿戏，把东西拎去夫子庙、朝天宫的老店，老板看他年轻，出价压到地板，一件官窑小碗市价上万，他口袋里只进1500，店家问来处，他说祖传，话说出口不深究，三年里凑出3万多，平均一件不到两千，钱换成进口音响、一辆摩托、一个去深圳的行程，花完就散。

1993年9月出事，馆里清点，发现一对二级玉璧不在架上，保卫科去翻监控，走廊有镜头，库房没有，科长把时间轴往前推，盯到陈超一段时期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理由是打扫卫生，某天早上，他把一面铜镜塞进怀里，转身就被按住。

陈超不懂，也知道老物有价，凌波熟门熟路，却在价值面前递出一个更低的数字，仇英的名头摆在那一栏，存疑也不至于几千块打发，偏偏写成调剂，这幅价连陈超看见都会摇头，报的是这个数，批的是这个数，核的还是这个数，三个懂行的人，做出一串更难解释的签字。

8800万估值的《江南春》没能回来，它不是被人顺走，而是飘在“合规调拨”的纸面上离开，调拨的人学历在简历里很亮，资历堆在履历里很厚，现实里报出的价格比陈超还低，陈超出门要看保安的眼色，要编来处，调拨那边只需一张单据，三个名字，一个公章。

处决之后，南博连开三天会，主题写着加强库房管理，领导说不能再出陈超，台上话说得正经，台下漏洞没有被直面，人手多了，规章厚了，门口有人守，库里有人看，这一套能挡住内贼，挡不住写着调拨的手续。

1995年，临时工在布展时把一只清代鼻烟壶放进兜里，这次处理成开除，1997年，清理“伪作”写进计划，《江南春》们被划进调拨的栏里，行为合规，合规的难追，违法有明确界限，合规没有把柄，后果却一样需要承担。

2014年，艺兰斋把《双马图》摆上拍场，图录写来源可靠，成交230万，来源指向南博调拨，流程完整，来源清白，清白就能成交，市场里数字落在板上，追责却找不到对象。

2025年，《江南春》估到8800万，庞叔令报警，拍卖撤掉，南博表述这幅画1984年就被定为伪作，档案在馆里，记录在卷里，既然档案摆着，为何估价能写到这个位置，假的凭什么换真金，问号停在案头，解释没有出现。

如果陈超活到现在，55岁的人，看到8800万的估价在新闻里跳出来，心里可能会想，当年多读点资料，手里那几件能不能卖高一点，另外一种可能，他看着这条链条，会觉得一种复杂的荒诞，黑白写在纸上，价格写在纸上，路径也写在纸上。

卷宗里有一句供述，“我以为拿一两件没事，库房东西多，少几个看不出来”，这句话换一种场景放在1997年的调拨桌上，很容易重合，东西多，调出几件也能对上账，账本在自己手里，差别在于，陈超的路径叫偷，另一条路径叫调，一个要枪决，一个算失误。

失误这个词看着温和，防不住，陈超的失误是年轻与无知，凌波的失误是按程序办事，徐湖平的失误是信任环节，钱锋的失误是复核不严，四个失误叠加成一次价值外流，没有铁窗与判决，后果却压在公共资产上，他失去生命，他们失去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