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首长比王树声职务还高，中原突围时拒绝照顾：我是泥捏的吗

1946年中原突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极其关键的一役。

在这场突围战中，有一位女首长，她是中原局唯一的女常委，职务甚至比王树声还高，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她身患重病，却拄着树枝与部队一同行军，哪怕多次跌倒依旧拒绝照顾，还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是泥捏的吗？”

她是谁？她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经历？

1902年，山东寿光的一个农家小院内，一个婴儿的啼哭划破了黎明的沉寂，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的父亲孙万庆，曾参加辛亥革命，是地方上少见的“开明人”。

他虽然只是个乡村教师，却有一身正气与一腔理想，从不信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陋习。

别家闺女三四岁便要缠足，痛得哭天抢地，母亲们还心硬如铁地勒紧布条，而孙万庆一锤定音：“我闺女的脚，不缠。”

于是，陈少敏成了村里第一个敢“光脚”走路的小女孩，她不缠足、不穿花鞋，喜欢跑跳翻爬，没事就坐在父亲的书桌旁，学着写字。

到了上学的年纪，她不仅没被拴在厨房里学女红，反而被父亲送进了教会学校。

她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也第一次从书中知道，原来这个世界，远比她所站的村口要广阔。

13岁那年，家中遭遇灾荒，父兄病亡，一夜之间，她成了家中顶梁柱。

为了维持生计，她孤身走到250公里外的青岛，进了日本人开的纱厂做童工。

从早到晚，她在轰鸣的机器旁卷线、捻纱，手指被磨破了皮，耳朵也被噪音震得嗡嗡响。

就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厂房里，陈少敏遇到了青岛的早期工人运动者。

他们在下班后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递小册子，讨论什么是“资本剥削”，什么是“阶级斗争”。

她第一次听人讲起“马克思”和“列宁”，一颗种子悄悄埋在心底。

20岁那年，她正式加入共产党，开始以“陈大姐”之名在青岛工人圈中走动。

她年纪不大，却沉稳老成，组织罢工时有章有法，还会用女工们能听懂的话把道理掰开揉碎讲。

罢工当天，她带头冲进厂门，站在高台上喊口号，像一团火点燃了整个厂区。

可热血终敌不过反动当局的冷枪冷箭，几次被捕、被通缉，她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化名“老方”，潜入河北农村，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为掩人耳目，她扮过郎中、当过农妇，挑着药箱走村串巷，一边卖药一边撒下革命的种子。

乡下人识字的不多，她就夜里悄悄教妇女认字；男人外出劳作，她就带着妇女搞识字班、唱革命歌曲，讲“翻身做主”的故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原与华北一线成了最危险、也最复杂的战场之一。

这里既是日军南北贯通的重要通道，也是敌后游击战的天然舞台。

那一年，她被任命为支队政治委员，她讲话不多，却字字落地；下命令时声音不高，却没人敢含糊。

一次夜行军，部队需要穿越一段被日军控制的铁路沿线，天刚擦黑，河面起雾，能见度极低。

战士们牵着战马，小心翼翼地下水，冰冷的河水漫过膝盖，就在这时，一匹战马突然受惊，仰头嘶鸣，声音在夜色中格外刺耳。

几乎是瞬间，对岸亮起了照明弹，紧接着便是杂乱却密集的枪声，有人低声骂了一句，有人握紧了枪托，队伍里开始出现骚动。

几个年轻战士忍不住凑到陈少敏身边，请示要不要立刻还击，陈少敏却没有抬枪，只是侧着头，仔细听那片枪声。

子弹打得热闹，却缺乏节奏，像是慌乱中的试探，她很快做出了判断：敌人并不知道我军人数，只是在虚张声势。

“继续过河。”她的声音不大，却压过了枪声。

战士们愣了一下，但没有再犹豫，队伍重新恢复秩序，咬牙涉水前行。

直到所有人都隐入铁路两侧的密林，枪声才渐渐稀疏，最后彻底停了下来。

天色将明时，一列日军军列轰隆隆驶来，车厢里满载着兵员和物资，日军沿途扫射，子弹扫过草丛，打得枝叶乱飞。

战士们趴在地上，有人已经按耐不住，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一声令下。

陈少敏却依旧沉着，第一列车过去后，她示意部队继续隐蔽。

果然，没过多久，那列火车又调头返回，这一次，车厢上的日军明显松懈下来，连警戒射击都省了。

“就是现在。”她低声下令。

十名突击队员悄然靠近铁轨，手里攥着手榴弹，火车进入伏击圈的一瞬间，几道身影同时跃起，抓住车厢扶手，将手榴弹精准地扔进车厢内部。

巨大的爆炸声撕裂空气，钢铁与血肉被同时掀翻，火光冲天，车厢翻滚着脱轨。

紧接着，密集的手榴弹雨与冲锋枪火力倾泻而出，陈少敏举枪站起，高声喊了一句“冲啊”，声音在爆炸的回音中格外清晰。

战斗不到半个小时便结束了，日军死伤惨重，铁路被彻底破坏，这一次伏击，让“陈大脚”这个名字在日军内部迅速传开。

后来，在鄂豫皖一带，只要提到“陈大脚”，日军士兵便会下意识地压低声音。

敌人开始专门为她设立悬赏，情报里写得明明白白：共党女匪首，擅长游击战，极具煽动性与指挥能力，务必优先清除。

可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陈少敏却总能从包围圈中脱身，枪林弹雨中，她一步步站稳脚跟，也一步步。

1946年6月，中原战火再燃，蒋介石一纸命令，三十万大军倾巢而出，铁桶一般将中原解放区团团围住，誓言要“一个月解决中原问题”。

而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对抗中，中共中央早已判断出事态严重，决定分三路突围。

就在这关键一役里，陈少敏，这位党内的女常委、军区副政委，毅然走入了最艰难、最危险的第一线。

突围的命令传下时，众人都以为她会被安排后撤，毕竟，她的职务摆在那里，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长，中原军区副政委。

更何况，她当时身患重病，心脏不稳，腿脚浮肿，体力远不如常人。

甚至连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和李先念都劝她：“少敏同志，身体为重，你还是先随伤员转移吧。”

她抬起头，冷静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也是党员、也是战士，凭什么就该优待我？难道我是泥捏的吗？”

那声音不大，却如同雷霆击地，震得所有人一时语塞。

她说这话时，手中还紧握着那根随身的树棍，那是支撑她走路的拐杖，她的腿已经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行动艰难，可她偏不肯坐上担架。

夜色下，大队人马开始悄然穿越封锁线，目标是敌军防线薄弱的西南方向。

陈少敏被安排在队伍中央，由一支纵队负责保护，但她执意走在前列，哪怕前方可能是埋伏，是地雷，是黑夜中看不见的枪口。

一路上，情况远比想象中艰难，敌军防线密如蛛网，封锁线一环套一环，山道崎岖，风雨不断，有时走一天，只前进了十几公里。

部队几次被敌人合围，只得边打边撤，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炮弹在身侧炸开。

每次紧急转移，战士们都护着她，她却一声不吭，只一手拄棍，一手紧握地图，始终跟在李先念身后，不掉队，不叫苦。

敌军封锁线不断收紧，某晚，纵队侦察兵发现敌军前线已出现调兵迹象，留给我军的时间不多了。

李先念与几位主要领导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突围，陈少敏坚持随主力西进。

终究，突围成功了，中原军区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奔袭数百里，挺进陕南腹地，挽救了这支被围困的红色力量。

而此时的陈少敏，早已体力透支，双腿浮肿几乎无法行走，只能由战士架着一步步挪动。

但她没有在突围中阵亡，也没有被俘，她活着穿越了硝烟、爬过了山路，回到了延安。

而她那句“我是泥捏的吗”，也从此被传为中原突围中的一句名言。

1949年，青岛解放，陈少敏被中央特派来主持青岛局势恢复工作。

彼时，青岛经过长期战乱和敌占，百业凋敝，秩序混乱，工业凋零，工人无以为生。

新旧势力更替之际，城内人心浮动，大小工厂工人纷纷罢工请愿，有的甚至持械护厂，担心被接收。

而地下党组织虽有准备，但缺乏系统的整合能力，迟迟不能稳定局面。

就是在这种局势下，陈少敏走马上任，她不发号施令，也不端架子，而是亲自跑厂子、进车间、访职工。

她坐在织布车前，一针一线地看，哪根线断了、哪块布起皱了，她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她坐在车间整整一下午，连水都不喝一口。

她在青岛主抓纺织、交通、港口恢复，一头扎进了最累、最穷、最破的系统中。

车间尘土飞扬、纱线混乱，她卷起裤腿下车间，带着干部一起搬原料、修设备。

港口工人没饭吃，她想方设法调拨军粮，从仓库挤出几吨大米，先给码头工人解了饥荒。

1950年代初，她被调往全国总工会，接连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很多人以为她从此“高升”，可以坐在北京安安稳稳地办公了，可她偏不。

她仍像过去一样，不坐办公室、不打官腔，而是蹬着旧自行车奔走于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纺织厂区。

她的手边常常带着一个笔记本，记录一线工人反映的问题、女工的生活困难、车间设备的维修漏洞。

在她的主持推动下，全国迅速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极大提高了纺织工业的效率与管理水平，而郝建秀本人，正是陈少敏在一次调研中发现的优秀女工。

1956年，她当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1959年、1965年，又接连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1977年，她在北京逝世，讣告简洁低调，没有隆重国葬，也没有排长队的追悼仪式，但当消息传到地方，许多老工人却自发披麻戴孝，为她送别。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革命者，他们的一生，不追求军衔，职位，待遇，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