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忏悔：“杀他我睡不着觉！”可是汉卿当年真做错了吗？

1929年1月10日深夜，沈阳那晚的雪下得真大，冷得像要把人的骨头缝都冻裂。

大帅府的老虎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一枚银元被抛起后落在桌面上，发出“铮”的一声脆响。

28岁的张学良，满脑门子全是冷汗，眼睛死死盯着那枚银元。

他在问天，也在赌命。

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惊悚的一次抛硬币了：正面，杨宇霆活；反面，杨宇霆死。

第一次，反面。

他不信邪，觉得是手抖，捡起来又抛了一次，还是反面。

到了第三次，那枚银元像是有鬼附身一样，稳稳当当又是反面朝上。

张学良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浑身止不住地哆嗦。

这一枚银元抛出去，赌的不光是两条命，是整个东北的国运。

老爹张作霖刚被炸死，少帅刚上位，底下有个不听话的“刺头”杨宇霆，杀了立威，多痛快。

但如果你真这么看，那就太小瞧那个年代的复杂程度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爽剧，这就是一场把大家都拖下水的政治车祸。

咱们先把时间往回倒半年。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飞之后，留下的东北军其实就是个巨大的火药桶。

张学良虽然接了班，但在那帮跟着老帅打江山的老兄弟眼里，他就是个穿着军装的“花花公子”。

特别是杨宇霆，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

老帅活着的时候，他是奉系的“大脑”，日本人不怕张作霖发火，就怕杨宇霆动脑子。

但这人有个致命的毛病，才华太高，情商太低。

他看张学良，那眼神跟看自家不争气的傻侄子没区别。

张学良有毒瘾，他当面就骂；开会张学良去晚了，他敢当着几十号人的面给少帅甩脸子。

最绝的是，在那种讲究等级的军阀圈子里，他从来不叫“司令”，张口闭口就是“汉卿”，有时候还加上“贤侄”。

你说这谁受得了？

在当时的沈阳城里，老百姓都在传：“大帅在，杨是诸葛亮；大帅死，杨就是曹操。”

要是光不懂礼貌，张学良估计也就忍了。

毕竟还要靠这帮老叔叔撑场面。

但问题出在路线上。

1928年底，张学良想搞“东北易帜”，就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归顺南京蒋介石，好联手抗日。

这招在杨宇霆看来简直就是自杀。

杨宇霆的主张是：东北必须保持半独立，在日本人、俄国人和蒋介石中间玩平衡，谁也不得罪，谁也都别想吃掉我。

这就是典型的路线之争。

杨宇霆仗着自己资历老，手里还攥着兵工厂和财政大权，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那时候张学良想给自己亲信安排个兵工厂厂长的位置，委任状都写好了，杨宇霆拿过来扫了一眼，当着张学良的面就给撕了，冷冷地甩下一句：“这人不行，换一个。”

这哪是打脸啊，这是把少帅的脸皮撕下来扔地上踩。

常荫槐作为杨宇霆的铁杆盟友，掌握着铁路运输权，俩人一联手，张学良这个“东北王”当得憋屈死了，连调动一列火车的权力都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用保姆的心操着老板的命”，最后还得被老板干掉。

冲突的爆发点就在那天晚上。

说白了，就是要把铁路大权彻底从南京政府手里切断，不仅不给蒋介石面子，连张学良的面子也不给。

张学良推说天太晚了，还得再考虑考虑，让他俩稍等，自己转身上了楼。

那一刻，他心里最后那点犹豫也没了。

那三枚银元的占卜结果，加上刚才的逼宫，让他下了杀心。

几分钟后，冲进老虎厅的不是端茶送水的丫鬟，而是六名端着枪的卫士。

卫士长高纪毅也就是一挥手的事儿，喊了句：“奉长官令，你们阻挠国家统一，立刻正法！”

这俩人可能到死都没反应过来，那个平时唯唯诺诺的“贤侄”，怎么突然就露出了獠牙。

枪声响得干脆利落，杨宇霆44岁，常荫槐40岁，两具尸体就这么凉在了老虎厅的地板上。

杀了人之后呢？

张学良并没有那种大权独揽的快感。

据当时值班的副官回忆，那晚张学良脸色惨白，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他又是亲自写挽联，又是给两家送去巨额抚恤金，哭得比谁都伤心。

这操作把外人都看懵了，又是杀人又是哭坟，这到底是演戏还是真情流露？

其实吧，这恰恰说明了张学良内心的分裂：他在感情上依赖这两个能干的长辈，但在政治上必须干掉这两个绊脚石。

这一枪下去，张学良确实是收回了兵权和财权，从此东北军姓张了。

可是呢，从长远看，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杨宇霆虽然狂，但他是个顶级的外交家。

他在的时候，日本人那是真头疼，想搞事都得掂量掂量杨宇霆的手段。

杨宇霆主张“从严治军，灵活外交”，就像是一辆豪车的刹车片和方向盘。

现在好了，张学良把刹车片给拆了，方向盘也扔了，自己一脚油门踩到底。

据说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头子听到杨宇霆死了，高兴得差点没开香槟庆祝。

他们私下里评价说：“东北没强人了，张学良就是个没牙的老虎。”

没了杨宇霆这个“减震器”，后来处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盲目自信去跟苏联人硬刚，结果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再后来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东北军进退失据。

这哪是杀人啊，这分明是在拆自家的承重墙。

仅仅过了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拥有几十万精锐装备、那是当时中国最强火力的东北军，居然在没有统一指挥和坚定意志的情况下，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才两万多人的关东军。

后来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忍不住想：如果杨宇霆还活着，日本人敢不敢这么猖狂？

就算敢，东北军会不会输得这么惨？

当然了，历史没有如果。

但这事儿吧，越想越觉的憋屈。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跟唐德刚教授聊天时，提到了杨宇霆。

老人家叹了口气，说了句大实话：“杨宇霆是个人才，我杀他是为了国家统一，但杀了他，我也等于失去了一条胳膊。”

那句“杀他我睡不着觉”，不仅仅是良心上的不安，更是一个统帅在几十年的软禁岁月中，对自己那晚鲁莽决定的无尽悔恨。

那枚在老虎厅抛起的银元，正面是权力的诱惑，反面是国家的深渊。

张学良赢了那一晚，却输掉了整个后半生。

参考资料：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

张学良，《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

王铁汉，《东北军史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