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深夜,沈阳那晚的雪下得真大,冷得像要把人的骨头缝都冻裂。
大帅府的老虎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一枚银元被抛起后落在桌面上,发出“铮”的一声脆响。
28岁的张学良,满脑门子全是冷汗,眼睛死死盯着那枚银元。
他在问天,也在赌命。
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惊悚的一次抛硬币了:正面,杨宇霆活;反面,杨宇霆死。
第一次,反面。
他不信邪,觉得是手抖,捡起来又抛了一次,还是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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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次,那枚银元像是有鬼附身一样,稳稳当当又是反面朝上。
张学良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浑身止不住地哆嗦。
这一枚银元抛出去,赌的不光是两条命,是整个东北的国运。
老爹张作霖刚被炸死,少帅刚上位,底下有个不听话的“刺头”杨宇霆,杀了立威,多痛快。
但如果你真这么看,那就太小瞧那个年代的复杂程度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爽剧,这就是一场把大家都拖下水的政治车祸。
咱们先把时间往回倒半年。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飞之后,留下的东北军其实就是个巨大的火药桶。
张学良虽然接了班,但在那帮跟着老帅打江山的老兄弟眼里,他就是个穿着军装的“花花公子”。
特别是杨宇霆,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
老帅活着的时候,他是奉系的“大脑”,日本人不怕张作霖发火,就怕杨宇霆动脑子。
但这人有个致命的毛病,才华太高,情商太低。
他看张学良,那眼神跟看自家不争气的傻侄子没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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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有毒瘾,他当面就骂;开会张学良去晚了,他敢当着几十号人的面给少帅甩脸子。
最绝的是,在那种讲究等级的军阀圈子里,他从来不叫“司令”,张口闭口就是“汉卿”,有时候还加上“贤侄”。
你说这谁受得了?
在当时的沈阳城里,老百姓都在传:“大帅在,杨是诸葛亮;大帅死,杨就是曹操。”
要是光不懂礼貌,张学良估计也就忍了。
毕竟还要靠这帮老叔叔撑场面。
但问题出在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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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张学良想搞“东北易帜”,就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归顺南京蒋介石,好联手抗日。
这招在杨宇霆看来简直就是自杀。
杨宇霆的主张是:东北必须保持半独立,在日本人、俄国人和蒋介石中间玩平衡,谁也不得罪,谁也都别想吃掉我。
这就是典型的路线之争。
杨宇霆仗着自己资历老,手里还攥着兵工厂和财政大权,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那时候张学良想给自己亲信安排个兵工厂厂长的位置,委任状都写好了,杨宇霆拿过来扫了一眼,当着张学良的面就给撕了,冷冷地甩下一句:“这人不行,换一个。”
这哪是打脸啊,这是把少帅的脸皮撕下来扔地上踩。
常荫槐作为杨宇霆的铁杆盟友,掌握着铁路运输权,俩人一联手,张学良这个“东北王”当得憋屈死了,连调动一列火车的权力都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用保姆的心操着老板的命”,最后还得被老板干掉。
冲突的爆发点就在那天晚上。
说白了,就是要把铁路大权彻底从南京政府手里切断,不仅不给蒋介石面子,连张学良的面子也不给。
张学良推说天太晚了,还得再考虑考虑,让他俩稍等,自己转身上了楼。
那一刻,他心里最后那点犹豫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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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枚银元的占卜结果,加上刚才的逼宫,让他下了杀心。
几分钟后,冲进老虎厅的不是端茶送水的丫鬟,而是六名端着枪的卫士。
卫士长高纪毅也就是一挥手的事儿,喊了句:“奉长官令,你们阻挠国家统一,立刻正法!”
这俩人可能到死都没反应过来,那个平时唯唯诺诺的“贤侄”,怎么突然就露出了獠牙。
枪声响得干脆利落,杨宇霆44岁,常荫槐40岁,两具尸体就这么凉在了老虎厅的地板上。
杀了人之后呢?
张学良并没有那种大权独揽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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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值班的副官回忆,那晚张学良脸色惨白,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他又是亲自写挽联,又是给两家送去巨额抚恤金,哭得比谁都伤心。
这操作把外人都看懵了,又是杀人又是哭坟,这到底是演戏还是真情流露?
其实吧,这恰恰说明了张学良内心的分裂:他在感情上依赖这两个能干的长辈,但在政治上必须干掉这两个绊脚石。
这一枪下去,张学良确实是收回了兵权和财权,从此东北军姓张了。
可是呢,从长远看,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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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杨宇霆虽然狂,但他是个顶级的外交家。
他在的时候,日本人那是真头疼,想搞事都得掂量掂量杨宇霆的手段。
杨宇霆主张“从严治军,灵活外交”,就像是一辆豪车的刹车片和方向盘。
现在好了,张学良把刹车片给拆了,方向盘也扔了,自己一脚油门踩到底。
据说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头子听到杨宇霆死了,高兴得差点没开香槟庆祝。
他们私下里评价说:“东北没强人了,张学良就是个没牙的老虎。”
没了杨宇霆这个“减震器”,后来处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盲目自信去跟苏联人硬刚,结果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再后来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东北军进退失据。
这哪是杀人啊,这分明是在拆自家的承重墙。
仅仅过了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拥有几十万精锐装备、那是当时中国最强火力的东北军,居然在没有统一指挥和坚定意志的情况下,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才两万多人的关东军。
后来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忍不住想:如果杨宇霆还活着,日本人敢不敢这么猖狂?
就算敢,东北军会不会输得这么惨?
当然了,历史没有如果。
但这事儿吧,越想越觉的憋屈。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跟唐德刚教授聊天时,提到了杨宇霆。
老人家叹了口气,说了句大实话:“杨宇霆是个人才,我杀他是为了国家统一,但杀了他,我也等于失去了一条胳膊。”
那句“杀他我睡不着觉”,不仅仅是良心上的不安,更是一个统帅在几十年的软禁岁月中,对自己那晚鲁莽决定的无尽悔恨。
那枚在老虎厅抛起的银元,正面是权力的诱惑,反面是国家的深渊。
张学良赢了那一晚,却输掉了整个后半生。
参考资料: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
张学良,《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
王铁汉,《东北军史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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