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问丁玲：“你对毛泽东有何看法？”丁的回答令人拍手称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秋风带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开国大典刚刚结束，各路记者忙着发回电稿。人潮散去，城楼一隅的丁玲放眼望去，天安门广场上仍回荡着《东方红》旋律。她心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若不是十余年前那场仓皇出逃，若不是延河水边的那句“你算是我小妹”，自己此刻很可能只是彼处囚笼中的另一个姓名而已。

时间拨回一九三二年。那时的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水》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同年三月，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笔锋转向革命现实主义。短短几月后，丈夫冯达叛变，她旋即被捕，三年多的软禁生活开始。国民党特务用尽硬招软招，没能撬开她的嘴；孤灯竹影下，她悄悄把“活下来，写下去”八个字埋在心底。

一九三六年夏夜，长江边的沉闷暑气遮不住逃亡的脚步。借看病名义离开南京的丁玲辗转苏浙，最终在上海地下党的接应下，乘夜班火车北上。十一月初，她抵达黄土高原。延安窑洞里的第一场欢迎会规格很高：周恩来、张闻天亲自出席，窑洞灯火摇曳，空气里满是炊烟与烟草味。毛泽东推门而入时，场面一静，丁玲鼻尖发酸。毛泽东笑眯眯地说了一句：“你的小说，颇有新意。”一句肯定，抵得上多年风霜。

当晚的交谈持续到鸡叫。丁玲提出想上前线，毛泽东看了看她瘦削却倔强的脸：“好啊，既能写，又能打。”两个月后，为弥补丁玲未能及时收到诗稿的遗憾，他再次挥毫写下《临江仙》，落款处特意题了日期。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恰如其分概括了这位湘西女子的转身。

一九三七年春，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任命摆在丁玲面前。她犹豫过，担心负荷太重。毛泽东单刀直入：“不会就学，深入战士中去，兵味会教你。”这种推心置腹的鼓励，把文学与战事系在了一起。从此，无论雁门关外的雨夜，还是太行山的雪天，丁玲都背着一个小布包——半截铅笔、几张草纸。枪炮声停歇，她就蹲在山石旁记录士兵的表情。

此间有人挑刺，说她文字里仍有“小资影子”。风言风语传到枣园，陈云奉命查实，结论只有一句：无稽之谈。对比前线官兵读《夜》《母亲》时的眼眶湿润，这些质疑不攻自破。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如火如荼。三月，《三八节有感》发表，丁玲用犀利笔调写出普通女同志的尴尬。有人不快，议论越滚越大。关键时刻，毛泽东找她谈心：“先说长处，再谈短处，刀子也能变绸子。”这番提醒，让风波最终平息。延河夜色深黑，窑洞里的油灯微黄，这两种颜色像是丁玲此生最难忘的底色。

抗战胜利后，她奔赴晋察冀，投入土地改革。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一九四八年六月晋察冀茶棚里，毛泽东看到书稿样张，说道：“这股子劲儿，鲁迅也会点头。”丁玲当场红了眼眶，赶忙低头装订稿纸。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风向几度急转。丁玲曾被带上黑藤椅，也被推进秦城监狱。七九年春风再起，她获释，恢复党籍；一九八四年，名誉彻底平反。岁月颠簸，却没能磨平骨头里那点倔强。

晚年有一次特别采访，地点在东直门外一栋老旧小楼。一九八五年初秋的下午，一名金发记者打开随身录音机，问题抛得直球：“丁玲女士，请问您对毛泽东先生的评价？”房间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蝉鸣。丁玲抬眼，目光沉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革命胜利；对我个人而言，他多次伸手相助。单凭这一点，便值得一生感激。”短短几句，端得干脆利落。记者按停录音键时，护墙板后的小钟恰好敲了三下，屋内几位旁听者不由自主鼓起掌来。

传奇女作家与伟人之间的交集，从来不是单向度的顾惜。一个用诗词勉励，一个用笔墨回馈；枪林弹雨中互相信任，风浪骤起时互相搀扶。正因如此，那个秋日下午的回答听来简短，却在岁月深处荡出长长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