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学良透露：见了陈璧君就害怕，这个女子不简单！这是为何？

1935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合影前的草坪上一片喧嚣。突然，一声枪响划破空气，刺客径直朝副委员长汪精卫冲去。刹那间，人群散开，只有张学良猛地上前，抬脚踢飞手枪，再一记扫腿将对方绊翻。混乱中，他瞥见一个身影快步冲进屋内——那是汪夫人陈璧君。张学良后来回忆：“当时我宁可对付刺客，也不愿和她对视。”

张学良的这句话听来似乎夸张，却道出了当时许多政要对陈璧君的复杂心态。她出身广东名门，性格骄矜泼辣，敢说敢做，年少时便能与孙中山、黄兴侃侃而谈。1920年嫁给汪精卫后，她对丈夫的事业介入极深，凡国民党高层在场，无人不被她凌厉的眼神注视。蒋介石私下感慨：“同室操戈最可惧者，未必是汪，乃汪夫人也。”　

在政坛打拼，汪精卫自认手腕不输蒋介石，可面对妻子，却常常露出退让的表情。汪在日本留学时与方君瑛暗生情愫，回国后依旧书信不断。陈璧君发现后，先是劝阻无效，转而强行干预。1931年，她在住宅花园里当众辱骂方君瑛“狐媚惑主”，并将其驱逐。两日后，方君瑛悬梁自尽。汪精卫对此事终身缄默，而陈璧君则戴着寡淡笑意出席葬礼，好像那只是一场社交应酬。

这份强势不止表现在内宅。1932年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政要求见，必先过“汪夫人”这一关。时间稍长，她会用手杖轻敲茶几示意，“说完了吗？汪先生要休息。”不少省主席、部长曾在她冷眼下匆匆撤退。有人背后议论她“跋扈”，也有人佩服其护夫之心，但无论褒贬，绕不过去的评价只有俩字——厉害。

然而，厉害并不等于高瞻远瞩。1938年3月，南京陷落后，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倡言与日议和。熟悉内情的人说，陈璧君在旁一言定音——“与其在重庆受气，不如到南京做主人。”这不是坊间演义，她确曾在给亲戚的信中写下：“时局已定，我们应握紧主导权。”汪氏因优柔寡断犹豫再三，最后在妻子的鼓噪与日本军方的胁迫之下，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深渊。

进入南京伪政权的高门大厦后，陈璧君的架子更大。她每日乘黑色轿车出行，不下车受访，更不许记者靠近。一次，青年记者黄耿清想拍照，被她一句“滚开”斥得满脸通红。对于熟识的旧部，她也毫无情面——常凯申来电相召，若她觉得不妥，电话啪地挂断，汪精卫只能在旁尴尬地咳嗽。

张学良被“软禁”后常有人探访，他在1962年向友人闲谈那次南京惊魂：“我踢飞枪后进屋看汪的伤，她站那儿，冷声喝道‘把血止住，别吓人！’那口气比子弹刮骨还冷。”房里气压低到极点，连张学良都不自觉地后退一步。之后的岁月里，他每每提到陈璧君，都用“这人不好惹”作结。

抗战胜利，局势逆转。1945年12月，汪氏已死于名古屋，陈璧君被押回南京。看守向她发放囚衣，她却拒绝：“我是汪夫人，不穿。”直到狱方按法律程序强制执行，她才冷笑着套上灰布衫。一个月后，国民政府特派员、某军长去探监，刚踏进天井便朗声呼其名，她猛地转身：“连委员长都称我汪夫人，你算哪根葱？”军长面色尴尬，无话可答。这一幕经看守转述后，在首都传为笑谈，也为她日后加重刑责埋下伏笔。

1946年4月16日，最高法院宣判。法槌落下那刻，旁听席上议论纷纷，有人期待她痛哭，有人等她申辩。谁知陈璧君昂首而立，大声说：“要杀就杀，别磨叽。”句末尾音未落，法警已将其带离。按法令，死刑可缓期两年，狱中改为无期徒刑。此人最终于1959年病死狱中，享年64岁。

纵观她的一生，锋芒外露、气焰逼人，的确“够国民党的资格”——这句话用在1930年代的政治江湖并不全是褒义，却精准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权力逻辑。陈璧君自身并无显赫官衔，却能以夫人身份左右政务，背后是夫妻同体的政治利益，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制度缺位的缩影。试想一下，若国府早早完善幕僚与家属戒律，哪来她插手政务的空间？遗憾的是，历史从不给假设机会。

她的强势还源自早年革命生涯。1915年，陈璧君在上海法商学院就读，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负责情报与筹款，敢闯敢拼。1925年孙中山逝世，她在灵柩前痛哭失声，随后携汪精卫南下广州支援北伐。可惜，理想与权力交织，一步走偏，便身陷泥潭。1939年后，越陷越深，直至无路可退。

张学良那句“我有些怕她”，其实折射了男性政治菁英对这位女性的复杂情感：敬畏、排斥、乃至少许不解。面对刺客，他可视生死如草芥；面对陈璧君，却本能闪避锋芒。陈璧君用极端的方式证明，性别并非权力场的软肋，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出手、善于布局。然而，她挑选的立场注定让所有能耐都成了历史罪证。

结局已定，但谜团仍存。倘若没有她的推波助澜，汪精卫是否会走向“和平救国”的极端？学界众说纷纭。某档案显示，1938年2月，汪曾给邓文仪密电：“与夫人商量结果，拟以和平收拾残局。”字里行间，可见夫妻同谋。也有档案表明，日方收买汪氏时直接把物质、地位与“夫人尊崇”写进条件，可见她的影响力早被对手研究透彻。

从政坛明枪到后院暗箭，陈璧君贯穿了汪精卫政治曲线的起伏。她的骄横与果敢，既砌成夫妻事业的高台，也成了绞索。1949年春，押解她的列车停在粤汉线某站，一名年轻士兵悄悄问：“汪夫人后悔吗？”她瞥了对方一眼，只回了一个字：“哼。”声音不高，却足够冷。此情此景，或许正是张学良当年那句“怕”字的真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