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历史洪流中的颠簸舞台

明清江南堪称经济发展范例。史学家范金民就曾在其著作《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指出，明清江南市场活跃，全国中心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地方专业市场，还有遍布江南农村的乡村小市场，“在明后期约250个，在清乾嘉时期400余个”。然而，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乡绅乃至豪门望族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或起或落，或载或覆。

近来研究明清江南地域的学术著述颇丰，《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书名虽有“市镇”二字，但实质上是通过市镇发展深挖晚明江南家族兴衰的历史规律。作者杨茜长期从事明清史及江南区域史研究，她以权势阶层为切入点，深入市镇内部，揭示了在带有明显人为“创市”痕迹的市镇中，权势群体的形成与变化。

《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杨 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本书所指之“市”，是介于镇与村之间的小集。这些小集虽不似镇那般人流密集，经济体量也稍逊，但彰显了一定的商业流通特色，常常聚集形成体量较大的“主姓”家族，近似于现在所说的抱团发展。杨茜梳理这些新兴“市镇”的发展历程后，总结“主姓”家族从平民百姓实现“士绅化”的主要路径有三：一是或“借助宋元以来积累下的家业”或“通过入明之后的土地开发积累财富”，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出人头地；二是通过取得功名，实现扬名立万；三是通过在官府委任的基层职能（比如粮长）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在当地高人一等。

三条路径之中，功名堪称“硬通货”，是历史洪流中的不倒翁，当然卷入上层政治争斗者除外。曾著有《丁宾传》的杨茜在这里详细解读了嘉善北部沉香湖畔丁宾家族的辉煌业绩。明隆庆五年（1571）丁宾中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后累加至太子太保（正一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丁宾的入仕带动家族兴盛”，其家族所在的“丁家栅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明显‘主姓’色彩的自然集镇”。

不过，以今天的视角审视，丁宾的入仕多少带有某些灰色成分。丁父坚信，“一个家族在几代之内，如果没有新的科举成功，向下流动的进程会进一步加速”。在经历大儿子丁寅“两次乡试不中”后，丁父剑走偏锋，“把两个儿子送进北京的国子监读书”。自宣德朝以降，江浙一带极度推崇科考功名，加之经济基础较好，要想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科举的独木桥，概率低得让人望而生畏。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最大益处在于，“可以在顺天参加乡试，进而能争取更大的科考胜算”。在今天看来，这是活脱脱的高考移民。能走出这样的曲线科举道路，足见丁父眼光之高远，当然其家底也相当殷实。

丁宾的成功显然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当地人陆氏亦曾照猫画虎，“利用投赀入监的方式，参加顺天府乡试”。相较于丁父，陆氏做法更为出格，他想方设法“转换籍贯，入籍顺天府”，以便“后代子孙都能有参加顺天乡试的资格”。

科举之路越是艰难曲折，越是表明功名在江南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召唤力，功名是所有上升通道中最为稳定的入场券。“紫隄候氏通过‘一门三进士’的科举荣耀，从一普通贫寒之家，迅速崛起为当地最大的门第望族。”可一旦失去功名护佑，“主姓”家族在面临其他挑战时，极易陷入被动局面。紫隄村的沈氏嘉靖朝后因“再无贡生以上的成就，生员亦极少”，因而“逐渐失去了紫隄村大族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明清鼎革之时“奴变”四起，沈氏遭家仆“沈添等人变乱”，“家产遭哄抢”，自此一蹶不振。另有“何氏因科名断层被新兴杨氏逐出何家市”。

图源：视觉中国

除了功名，其他“主姓”家族创市之初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紫隄的沈氏善经营棉布和蓝靛贸易，至嘉靖年已成为“紫隄近村第一著姓”。海门的归雷以抗倭义举闻名，在此前的嘉靖十六年（1537），县城西面虞山脚下尚湖岸边的一片低洼水田被归雷占有。这片水田，因堤防崩坏而遭弃置，归雷出巨资，借修堤的机会，将水田占为己业。看过《万物生》的读者想必不会陌生，农耕时代的田地其价值非常巨大。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乡绅参与公共治理活动并不是纯公益性的，他们常常会夹带私货，从中谋取私利。

相比之下，一些因担任基层职能如粮长者，其发展壮大自带“灰色”。紫隄的秦氏是明代前期非常典型的粮长大户。杨茜指出，粮长“身份位置相当优越，地主大户多以得充粮长为荣”。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粮长看重的往往是“借职务之便，征解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至少在宣德年之前，粮长一职实乃肥差，这也成为一些人的致富之路。

实现地位上升后的“主姓”家族，为巩固其社会地位使出浑身解数，有的选择攀附地方官员，寻找靠山；有的附庸风雅，大兴园林之风，更以此作为结交“有实力”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媒介；有的相互之间通过姻亲等方式构建裙带联盟，进一步“锁定”阶层地位，像“丁宾的子侄辈、曾孙辈、所娶的女子几乎全部来自品级较高的官宦家族，包括巡抚和中央官员，而丁氏女子则无一嫁入布衣之家”。当然，必要的公益行动是臣服人心的重要举措，因此“持续的义举是（乡绅）获得乡间声誉和支持的重要方式”。凭借交游和姻亲叠加起来的社会关系，“主姓”家族的乡绅形象逐渐“士绅”化，成为地方官员座上宾，经常出面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牵头公益义举。

历史表明，盛极必衰，“主姓”家族亦难逃这一规律。在杨茜看来，“主姓”家族的衰落具有多样性和个性色彩，但也有某些共性。士绅化的乡绅有时会遭到其他家族的强力竞争与挑战，如天启年间，长泾的夏氏在与顾家的争斗中败北而不得不搬离。先富家族遭遇后来者的挑战，“长江后浪推前浪”。

相较而言，体制性衰落才是压垮“主姓”家族的稻草。杨茜指出，“明初设置的赋役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变形，赋役沉重、签派不均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大弊病”，那些曾经实力强大的“主姓”家族包括嘉善丁氏，亦因难堪徭役之重而走向衰败，除非家族中持续有人入仕。“从长泾夏氏历代传主的资料来看，家族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被迫承担嘉靖、隆庆年间府、县的库子、斗级和筑城的徭役。”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粮长，自正德之后，“随着官绅优免的扩大、民户的逃亡，作为税粮征收基础的里甲制度逐渐解体，田赋征解愈加困难，大量的亏欠都责纳到粮长头上”，当“赠累日增”，终不堪重负。

总而言之，江南“主姓”家族在建构晚明基层社会秩序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又往往难以挣脱历史潮流带给他们的动荡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