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中巴划界，耿飚建议将坎巨提划归巴方，中央考虑后批示：同意

1956年盛夏，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气温逼近四十度。刚自瑞典返回的耿飚在机舱门口停了半秒，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他暗暗嘀咕一句：“这火炉名不虚传。”此刻的他已不是战场上的纵队参谋长，而是肩负“打开西大门”嘱托的驻巴大使。

巴基斯坦对这位新中国将军大使格外上心。总统米尔扎破例在国书尚未递交前就与耿飚会面，寒暄后拍了拍他的臂膀：“有事直接来找我。”一句看似随口的承诺，为两国后续一连串互动埋下伏笔。

一年后，季风带来罕见洪灾，粮食减产严重。巴方向耿飚求援，表达得相当直白。耿飚连夜发出加急电报，请求国内以平价出售六万吨大米并无偿援助四千吨。周总理批了“可行”两字，还加了一句批注：“勿张扬”。所以，白色麻袋上只印“China”，省去了“援助”两字；然而巴方却在广播里连说“朋友送粮”，侧面诠释了“沉默的善意”。

援粮风波刚平，勘界问题便摆上桌面。耿飚在清理旧档案时发现一份民国后期地图，赫然将坎巨提标作中国“飞地”。他叫来地理顾问细看，“这块地若只是纸面所有，说轻了徒增纠纷，说重了影响信任。”顾问点头，提出可行办法：参考历史习惯线，尊重现实管控。

事情并不简单。坎巨提位于喀喇昆仑北麓，雪岭、冰川、河谷交错，英印时期划界混乱。自巴独立后，该地区一直由巴方驻军补给，行政、宗教、贸易网络完全向南倾斜。耿飚反复比对清代边务记录，又翻出1917年英属印度勘界文件，结论呼之欲出：名义上算中国，实际上远离新疆腹地，鞭长莫及。

1962年初冬，耿飚回京作年终述职。汇报末尾，他主动提出建议：“坎巨提划归巴方，换取整体边界一次到位。”在座干部一时沉默。几天后的小范围讨论里，赞成与顾虑并存。有人担心让渡领土先例，有人顾忌国内舆情。耿飚只是把英国旧图、清代案卷一份份摆上桌：“名不符实，坐地生隙，不如明算账。”言辞并不激烈，却句句在点。

12月下旬，中央专门会议研究此案。周总理最后发言：“既然历史凭据薄弱、现实管理在彼，退一步有利全局。”毛主席点头：“安定四邻重于一隅之地。”批示简短明了：“同意。”

进入1963年，磋商节奏明显加快。3月2日，《中巴边界协定》在北京签字，七条文本第一条就确认以传统习惯线为基础。坎巨提交予巴基斯坦，同时巴方将喀喇昆仑山走廊五千三百余平方公里划入中国，新疆西南边界由此封口成线。

划界完成，运输通道提上日程。耿飚据此力推公路方案：喀什—塔科特，全长一千多公里。巴基斯坦工程师看完草案直摇头：“冰川崩塌、高寒缺氧，能通车？”耿飚答得干脆：“修成再说。”1966年3月，两国政府把协议签了。此后十余年，双方筑路军人先后付出近千万人工，才有了后来地图上那条“中巴友谊公路”。

坎巨提一案在国际上少有波澜，却在巴基斯坦引起正面反响。米尔扎公开评价：“中国朋友用行动诠释尊重。”西方媒体则惊讶——冷战高压下，北京竟能以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地带。事实胜于臆测，南亚某些原本观望的国家也悄悄调低了对华警惕。

耿飚履任巴基斯坦仅三年，边界、粮援、公路三件事先后落地。回国后，他留下一份厚厚的工作笔记。扉页只写一句话：“弄清史实，尊重现实，才能赢得未来。”无需长篇大论，这就是当时中华外交的干脆与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