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武市长在以色列遇难，生前曾向陶斯亮透露：我有个大缺点

1989年春，一位衣着朴素的市委领导悄悄走进东北工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礼堂灯光昏黄，台下五百多名大学生坐得满满当当。学生突兀地抛出一句：“武市长，您家里有几大件？”现场先是一片哗然，随后传来爽朗的回应：“黑白电视机算一件吧？”这种没有距离感的对话，让台下的青年们第一次意识到，眼前这位沈阳市长武迪生，跟他们想象中的“官员”不太一样。

三年后，武迪生的名字因意外坠机悲剧被国内外媒体反复提及。1993年11月24日下午，他搭乘以色列方面租用的直升机，准备前往贝尔·谢瓦市洽谈城市改造项目。飞行数据记录停在18时12分，机身撞向荒漠边缘的石崖，旋翼断裂，机体当场解体。机上五人，无一生还。红色封条贴在残骸上时，驻以工作人员拨通了北京的电话。第二天22时，市长协会接线室的铃声刺破夜色，陶斯亮听到“武迪生出事了”这几个字，只觉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时间拨回1991年5月。王平，这位靠《母与子》雕塑正迅速走红的青年艺术家，把陶斯亮领到沈阳驻京办。开门见山的议题——“沈阳文化到底像什么？”武迪生摊开一张城市轮廓图，用铅笔圈出几片老工业区，冒出一句带着自嘲的概括：“傻大黑粗。”在那场持续三小时的座谈里，他不断比划：“要有自己味道，不能只剩钢水、车床和锅炉厂的噪声。”谈话结束，他把速记纸塞进随身文件夹，转身又去赶开发区现场会。

此后两年，陶斯亮调任市长协会副秘书长，与武迪生接触更密。协会例会结束，两人常在走廊边的小茶几旁交换想法：新型保障房怎样让工人能按月分期、郊区菜农怎么搞模块化培训、电台频率如何覆盖环城四县。电台计划尤让他挂怀——一套调频发射机动辄六七十万元，技术员工资还得单列。资金没有着落，他却不肯轻易放弃。“还得想别的路子。”他说完，低头把稿纸对折揣进胸前口袋。

在沈阳，武迪生的“平民”并非口号。1985年他搬进三八里一栋无电梯的六层住宅，单位给的是四间房，可他把里屋分隔成书房兼卧室，留出的十几平方米当客厅。来家里的人总被窗台上那盆快枯死的君子兰吸引——盆土一尘不染，却始终不见开花。有人打趣：“市长，这花跟您的日子一样节俭。”他笑着摸摸叶片：“省点肥，别折腾它。”

住房难是沈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大难问题。武迪生在城建会议上直接拍板：棚户区改造先拆先建，市财政利息补贴一半，施工方回收成本后可按比例分房。此举让不少干部替他捏汗，资金链稍有差池，责任都压在市政府。“账我清楚，别怕。”他把手往下一压，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有意思的是，他对经济数字精打细算，对个人仪表却毫无兴趣。早班公交上，时常能看到一个提着公文包、外套袖口打着补丁的中年人挤在车门处，那就是武迪生。司机后来回忆：“他从不让人给占座，到了站还要跟乘务员说声谢谢。”

1993年10月，沈阳市长远程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定下来。行前，市长协会为他安排了一顿简单的饯行饭。人没齐，他先到会场，在餐巾纸上写下隔天会议的要点。临入席，他忽然对陶斯亮说：“我有个大缺点——好赖人不分。”短短一句，像是随口诉苦，又像自我警示。陶斯亮劝他，“宽厚是优点”，他却摆手：“心太软，有时分不清谁真谁假。”灯光笼着茶烟，那张写满笔记的餐巾纸被他折成四方，塞进书本，成了最后的手迹。

事故发生后，遗体火化地选在特拉维夫。11月30日清晨，运送骨灰的班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按规定，本应低调处理，但消息还是在沈阳街头传开。12月6日，灵车驶向回龙岗革命公墓，沈水湾大桥两侧站满自发悼念的人群。风零下七度，不少老工人抖着手举白花。车窗外，有人轻声念：“市长，一路走好。”

武迪生在任时，几次出差都住普通标间，伙食费只报标准餐。后来有人替他算过：若利用手中批文、工程、人事，索要好处轻而易举，单是市政基建项目就能收进无法想象的数字。然而，他的工资单、津贴表、购物发票连同那张折痕斑驳的餐巾纸一道，被家属装进旧档案盒。盒盖写着“工作留痕”。

慕绥新接任沈阳市长后，场面一度形成强烈对比：名表雪茄、豪车鲜花，一度成为财经版面的暗线。市委老干部曾感慨：“同样的权力，不一样的心性。” 直到2001年的反腐风暴，沈阳政界彻底掀开盖子，一些人这才想起那位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的“平民市长”。

武迪生的教育电台愿景终于在1998年转为现实。市广播局沿用他当年写在档案袋封皮上的频点规划，开设“农技课堂”节目。首日播出完毕，导播室墙角那台旧收音机放着电流声，一个技术员合上话筒，说了句：“要是武市长能听到就好了。”一句并不抒情的话，却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默默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