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叶挺获释后，郭沫若探望他时的对话

时间稍往前推。1938年4月，武汉江滩雾气未散。叶挺刚结束募集物资的奔波，来新四军办事处找周恩来讨论北移部队的计划。门口正好碰见郭沫若——那年的郭沫若，受陈诚之邀准备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心里却满是疑惑。叶挺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这种安排听着就别扭。”郭沫若一笑，没有反驳。晚上，两人又去江边找周恩来当面求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乎成了三个人共同的口头禅。话题越聊越深，郭沫若随手写下“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赠给叶挺，权当壮行。墨迹未干，叶挺就命副官裱起来放进皮箱——那段标语日后成了他在囚笼里支撑意志的灯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叶挺的军旅节奏愈发紧凑。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突围皖南失利，9000多名官兵陷入重围。枪声、雨声、呼号声混杂。叶挺弹尽粮绝，被俘前夕，他把裱好的字条塞进胸口，抬头对身边警卫员说了一句：“别怕，总有出去那天。”此后五年，他辗转上饶、恩施、桂林直至重庆郊外，日日面对蒋介石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探监游说——手段五花八门，叶挺却守着那句“匹夫志”，纹丝不动。国民党方面甚至承诺高官厚禄，只要公开“悔过”；他淡淡一句：“不必多说。”

时间线来到1946年3月4日。抗战已胜利近半年，中共中央多方施压，蒋介石终于放人。叶挺走出白公馆时，身形比从前消瘦，步速却依旧利落。当晚，他被护送到红岩村。刚坐下不久，门口又响起熟悉的脚步声。郭沫若披着灰呢大衣，推门而入。昏黄的油灯下，两人对视几秒，谁都没急着开口；沉默更胜千言。片刻后，叶挺先笑：“沫若，你还记得那句话吗？”灯光摇曳，墙上映出并肩而立的剪影。

1970年盛夏，叶剑眉敲开郭沫若住宅的小铁门。她已是中年，眉眼间却仍能看出几分父亲的影子。客厅里闷热，老先生却坚持摆上一壶滚水。谈到叶挺旧事，叶剑眉提出想要郭老再写《囚歌》。郭沫若当即起身取纸，“笔墨早就准备好了。”不到半刻，七言句子已顺势走完，落款“炬火”两字遒劲有力。从头到尾，他没有看原稿，仿佛诗句长在血脉里。

北伐开始的意气、皖南突围的悲烈、囚笼里的诗篇、红岩村里的重逢……所有片段交织，塑造了一段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独具分量的友谊。两位战士，一支笔、一把剑，各守半壁山河。叶挺说过：“志向这种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听的。”郭沫若用整整一生，把这句话写成注脚。而那枚简陋却灿亮的圆章，也就成了中国人骨子里“不夺志、不低头”的生动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