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稍往前推。1938年4月,武汉江滩雾气未散。叶挺刚结束募集物资的奔波,来新四军办事处找周恩来讨论北移部队的计划。门口正好碰见郭沫若——那年的郭沫若,受陈诚之邀准备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心里却满是疑惑。叶挺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这种安排听着就别扭。”郭沫若一笑,没有反驳。晚上,两人又去江边找周恩来当面求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乎成了三个人共同的口头禅。话题越聊越深,郭沫若随手写下“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赠给叶挺,权当壮行。墨迹未干,叶挺就命副官裱起来放进皮箱——那段标语日后成了他在囚笼里支撑意志的灯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叶挺的军旅节奏愈发紧凑。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突围皖南失利,9000多名官兵陷入重围。枪声、雨声、呼号声混杂。叶挺弹尽粮绝,被俘前夕,他把裱好的字条塞进胸口,抬头对身边警卫员说了一句:“别怕,总有出去那天。”此后五年,他辗转上饶、恩施、桂林直至重庆郊外,日日面对蒋介石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探监游说——手段五花八门,叶挺却守着那句“匹夫志”,纹丝不动。国民党方面甚至承诺高官厚禄,只要公开“悔过”;他淡淡一句:“不必多说。”
时间线来到1946年3月4日。抗战已胜利近半年,中共中央多方施压,蒋介石终于放人。叶挺走出白公馆时,身形比从前消瘦,步速却依旧利落。当晚,他被护送到红岩村。刚坐下不久,门口又响起熟悉的脚步声。郭沫若披着灰呢大衣,推门而入。昏黄的油灯下,两人对视几秒,谁都没急着开口;沉默更胜千言。片刻后,叶挺先笑:“沫若,你还记得那句话吗?”灯光摇曳,墙上映出并肩而立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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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盛夏,叶剑眉敲开郭沫若住宅的小铁门。她已是中年,眉眼间却仍能看出几分父亲的影子。客厅里闷热,老先生却坚持摆上一壶滚水。谈到叶挺旧事,叶剑眉提出想要郭老再写《囚歌》。郭沫若当即起身取纸,“笔墨早就准备好了。”不到半刻,七言句子已顺势走完,落款“炬火”两字遒劲有力。从头到尾,他没有看原稿,仿佛诗句长在血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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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的意气、皖南突围的悲烈、囚笼里的诗篇、红岩村里的重逢……所有片段交织,塑造了一段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独具分量的友谊。两位战士,一支笔、一把剑,各守半壁山河。叶挺说过:“志向这种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听的。”郭沫若用整整一生,把这句话写成注脚。而那枚简陋却灿亮的圆章,也就成了中国人骨子里“不夺志、不低头”的生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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