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宴请司徒美堂，事后周恩来询问：你觉得毛主席怎么样

1949年9月22日，清晨的北平城凉意袭人。太和殿后的北池子胡同里，81岁的司徒美堂正系好长衫扣子。他此行的目标很清楚——参加新政协，也亲眼看看那个在海外听了多年却从未谋面的“毛委员”。老人腰背微驼，步伐却不拖泥带水。随行的工作人员提醒：“山路颠簸，要不要担架？”司徒美堂摆手：“路再难，也得自己走。”几句轻描淡写，透出他昔日闯荡旧金山码头搏命时的脾性。

解放区的汽车开不进香山深处，途经双清别墅前那段陡坡，吉普车停下，警卫们请他坐到改装藤椅上。藤椅两侧绑着木棍，看似简陋，却出自毛泽东的点子——“抬稳，别晃。”老人被抬上山时，偶尔抬头，枫叶间漏下一道道阳光，他笑着说：“这算是我给自己抬轿子。”抬轿的战士也乐了，气氛一下子轻松。

毛泽东在门口等候。他让警卫把藤椅轻轻放下，双手扶司徒美堂起身：“老先生辛苦了。”老人拱手作揖：“在海外呼号半生，今天能踏进人民的政府，值！”一句“值”字，说得铿锵。毛泽东请他入座，桌上却不见山珍海味，只是家常豆腐、京味烧茄子。毛泽东解释：“北平刚解放，粮食紧，咱们省一点。”司徒美堂点头，端起酒杯道：“俭以养廉，这顿酒喝得踏实。”

席间，毛泽东更多听而少说，让老人谈洪门、谈海外华侨、谈对未来中国的设想。司徒美堂对美国劳工运动颇为熟悉，他提醒：靠华侨汇款救急可以，但新政府要靠工业立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钢铁。”毛泽东频频点头，把“钢铁”两字写在一张便笺上，放进怀里。

饭后，周恩来把司徒美堂送回北池子。车快到胡同时，周恩来轻声发问：“刚才感觉如何？”老人想了想，用粤语蹦出一句：“冇架子。”再翻译成普通话只有三个字——没架子。周恩来莞尔：“我就放心了。”两人的对话极短，却在城里迅速流传，“没架子”成了香山里的口头禅。

老人第二次上山，已是9月26日晚，新政协大会讨论国号。会场气氛热烈，有人坚持沿用“中华民国”简称，有人主张彻底更名。轮到司徒美堂，他先站起，扫视四周：“中华‘官’国，与民无关；今天要的，是人民的国。”他一句重音，定了调。四排外地代表几乎同时鼓掌。

10月1日登上城楼之前，朱德关心他的膝关节，提出再备担架。老人笑道：“练了两天深蹲，没问题！”八分钟石阶，他咬牙稳稳踩完。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司徒美堂摘下帽子，眉梢挂着泪痕。他并未喊口号，只低声念了一句广东乡音的“好”。

庆典结束，老人本想即日返美。他身边的旧皮箱里，仍放着一张回程船票。毛泽东闻讯后亲到北池子：“建设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长者镇得住场面。”周恩来补了一句：“今天是序章，经济还得拉一把。”两人一句场面话，一句实在话，把司徒美堂留住了。

冬天来得快，北平气温骤降。司徒美堂穿的依旧是薄呢大衣。周恩来得知后，让工作人员领他去瑞蚨祥量体裁衣。一件纯呢长大衣，足足花了六百美元的面料券。老人舍不得穿，逢人便说：“新中国给的第一件衣服，要留着见证。”

1950年春，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侨事务顾问，每周固定半天接待海外侨领，解答政策，传达北京态度。老人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和华侨不是两张皮。”这一年，侨汇增长三成。各地侨领写信说，北平的信任，抵得上千言万语。

1955年5月8日拂晓，司徒美堂突发脑溢血。医生赶到时，他已陷入昏迷。临终前半小时，他微睁双眼，对守护的秘书喃喃一句：“告诉香山，我没走远。”随后再无言语。周恩来当天从万隆归来，顾不上休息，直奔北池子。灵堂布置简单，桌上摆一束旧金山唐人街捎来的白菊。周恩来扶棺侧立，默默站了三刻钟。

10日公祭，八宝山人潮如织。送行队伍最前面，是四名警卫抬着那把藤椅——木棍已旧，藤面斑驳，却分外醒目。抬椅者说：“老先生生前说，自己也是抬轿子的。”这把椅子，算是对那句话的回应。

司徒美堂走后，海外华侨仍会提起他当年对罗斯福据理力争废除《排华法案》的往事。当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讣告时，用了“革命海外的精神导师”八个字。没提政治职务，倒也准确。老人做好了一生的“侨桥”，跨越太平洋，最终落脚紫禁城脚下。

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老朋友，说了两句话：“从海外归来的老人，把我们和世界系在一起；这样的人，站在人民这边，就很难被打败。”这段评语未被正式记录，却在中南海茶余口口相传。不得不说，比任何官方褒词都更生动。

今天的香山双清别墅里，那把藤椅安静陈列在玻璃柜中。游客大多匆匆一瞥，并不知道它曾经载着一位八旬老人爬山的故事，更不知道椅子背后的那句评价——“没架子”。可历史细节就藏在这些旧物里，提醒后人：平等、俭朴、务实，并非口号，而是新中国开篇时最朴素的气质。

司徒美堂用81岁高龄见证了新国家的诞生，又用最后五年为它站班、出力。有人说他功成不居，也有人说他锋芒毕露。无论评语如何变，在1949年的那个秋夜，他对周恩来吐出的那三个字，却像铁钉一样钉入史册，告诉世界：伟人，先得没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