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来悼念他了,你怎么还不来北京?”
1976年9月,中办的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陕西,电话那头的语气急得不行,简直是在吼了。
接电话的人叫高智,是个跟着毛主席干了10年的老秘书,按理说这种时候他应该第一个冲到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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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上,他这几天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泪都流干了,就是动不了身。
这一通电话,才算是把这道“封印”给解开了,让他嚎啕大哭。
01
1976年9月9日那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抽走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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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里那个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播报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人心口上的石头。
对于高智来说,这种痛还要更深一层,那是刻进骨子里的疼。
他想去北京,发了疯一样想去。
可那个年头,没有上面的调令,没有一纸批文,你就是有天大的急事也寸步难行。
申请早就递上去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急得他在屋里转圈圈,恨不得长翅膀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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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办那个电话打过来,那种压抑的情绪才彻底崩开。
北京那边也是急了,心里都记挂着这个当年的“小高”,琢磨着这人怎么还没到场。
这哪是责怪啊,这分明就是一道特批的“通行证”。
放下电话,高智带着老婆连夜就往北京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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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上,车轮子滚动的声音,似乎把他拉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陕北。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愣头青,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老板”。
02
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47年的延安。
那是3月17日的中午,杨家岭的食堂突然“大方”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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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连个白面馍馍都得算着吃的地儿,那天突然大米、白面敞开了造。
更离谱的是,那几口大缸里,装满了油花花的红烧肉,香气能飘出去二里地。
大伙儿看着这些好吃的,眼睛都放光,可高智心里却“咯噔”一下,手里的筷子差点没拿住。
这哪是过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断头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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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大军已经压到眼皮子底下了,这顿好的吃完,就是要撤退,就是要玩命了。
果不其然,碗筷刚放下,命令就来了:撤。
就在这撤退的路上,高智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牛人”。
按说这是最高指挥官,几十万敌军在后面追,怎么着也得有点特殊待遇,保命要紧吧?
战士们心疼他年纪大,特意用两根粗棍子绑了个担架,想抬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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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这老头脾气上来了,把棍子一扔,眼珠子一瞪,非要自己走。
前面是黄河天险,后面是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这情况搁一般人身上,早就慌得腿软了。
可这位爷倒好,手里拄着根棍子,不慌不忙地在山沟沟里转悠。
他还有心思跟身边人说:“走,咱们去黄河边看看水,看看风景。”
这份淡定,把年轻的高智看得一愣一愣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人,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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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高智就在想,跟着这样的人干,哪怕是把命搭上也值了。
03
后来进了北京城,住进了红墙围着的中南海丰泽园。
外人看着光鲜,觉得这下高智算是掉进福窝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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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里面的苦,也就他们这些身边人知道。
在这位“老板”手下干活,那日子过得,真是比在农村种地还抠门。
你敢信?堂堂大国领袖,穿的睡衣全是补丁摞补丁,那拖鞋磨得都要掉底了,还舍不得扔。
每个月那400多块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得从稿费里掏钱接济老家的亲戚。
最绝的是,亲戚来北京看病、吃饭,全得他自己掏腰包,公家的一分钱便宜都不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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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亲戚敢开口要官做?
那不好意思,脸立马拉下来,连人带行李给你轰回去,一点情面都不讲。
高智自己就因为“占便宜”这事儿,栽过一个大跟头,记了一辈子。
那是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高智陪着去武汉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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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急,加上当时物资紧缺,大家都忘了带买东西的票证。
正巧主席那边的肥皂用完了,高智一看这哪行,洗脸洗手没肥皂怎么成?
他就跟武汉接待处的同志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买几块肥皂。
人家一看是主席身边的人,二话没说就给办了。
高智一看挺顺利,顺手自己也买了一块,毕竟自己的也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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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放今天,那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
但在那时候,在那个人的规矩里,这就是天大的原则问题。
回到北京,这事儿就被捅出来了。
后果很严重:高智被狠狠批了一顿,还写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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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就一句话:老百姓买东西都要票,你凭什么搞特殊?
就这一块肥皂的事,像烙铁一样烫在了高智的心上。
在这个人身边,特权这两个字,就是绝对的高压线,谁碰谁死。
04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高智以为自己能一辈子这么干下去,给老人家当一辈子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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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62年,分别的日子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老人家把高智叫到屋里,递给他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聊开了。
意思很明确:人不能老浮在上面,得下去接地气,得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日子过得咋样。
“高智啊,你是个好同志,但我不能耽误你。”
这话一出,高智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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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一万个舍不得,但他懂,这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临走那天,老人家难得地流露出了不舍。
他拉着高智和他的女儿,在丰泽园里拍了张合影。
照片里,老人家笑得很慈祥,可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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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的时候,老人家许下了一个愿望,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愿望:
“等我有空了,我要去陕西,去延安,还要沿着黄河骑马走一走。”
这句话,说得那么认真,那么向往。
高智信了,死心塌地地信了。
他回了陕西,日盼夜盼,就盼着那个骑马的身影能再出现在黄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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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连路线都给琢磨好了,哪里的路平,哪里的风景好。
可这一盼,就是整整14年。
05
1976年9月16日,高智终于站在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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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次,那个人再也不会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问“陕北的小米好吃不好吃”了。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身上盖着那面鲜红的旗帜。
高智哭得站不住脚,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他想起了杨家岭的那碗红烧肉,想起了武汉的那块肥皂,想起了那张黑白合影。
更想起了那个没能实现的黄河骑马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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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他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金山银山,也没给身边人留下什么高官厚禄。
他留下的,只有那件打满补丁的睡衣,和那个为了国家操碎了心的背影。
那个黄河边的约定,终究是成了风里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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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承诺,不是不想兑现,是这副担子太重,重到他压根就腾不出手来去骑一回马,去吹一回黄河的风。
高智对着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把这辈子的敬仰和委屈都揉在了一起。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图啥呢?
大概就是图个心安,图个对得起那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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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骑马的愿望,也许在梦里,他早就已经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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