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中央给主席昔日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询问道：“你怎么还没来北京？”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来悼念他了，你怎么还不来北京？”

1976年9月，中办的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陕西，电话那头的语气急得不行，简直是在吼了。

接电话的人叫高智，是个跟着毛主席干了10年的老秘书，按理说这种时候他应该第一个冲到北京去。

可实际上，他这几天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泪都流干了，就是动不了身。

这一通电话，才算是把这道“封印”给解开了，让他嚎啕大哭。

01

1976年9月9日那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抽走了魂。

收音机里那个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播报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人心口上的石头。

对于高智来说，这种痛还要更深一层，那是刻进骨子里的疼。

他想去北京，发了疯一样想去。

可那个年头，没有上面的调令，没有一纸批文，你就是有天大的急事也寸步难行。

申请早就递上去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急得他在屋里转圈圈，恨不得长翅膀飞过去。

直到中办那个电话打过来，那种压抑的情绪才彻底崩开。

北京那边也是急了，心里都记挂着这个当年的“小高”，琢磨着这人怎么还没到场。

这哪是责怪啊，这分明就是一道特批的“通行证”。

放下电话，高智带着老婆连夜就往北京赶。

这一路上，车轮子滚动的声音，似乎把他拉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陕北。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愣头青，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老板”。

02

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47年的延安。

那是3月17日的中午，杨家岭的食堂突然“大方”得吓人。

平时连个白面馍馍都得算着吃的地儿，那天突然大米、白面敞开了造。

更离谱的是，那几口大缸里，装满了油花花的红烧肉，香气能飘出去二里地。

大伙儿看着这些好吃的，眼睛都放光，可高智心里却“咯噔”一下，手里的筷子差点没拿住。

这哪是过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断头饭”啊。

胡宗南的大军已经压到眼皮子底下了，这顿好的吃完，就是要撤退，就是要玩命了。

果不其然，碗筷刚放下，命令就来了：撤。

就在这撤退的路上，高智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牛人”。

按说这是最高指挥官，几十万敌军在后面追，怎么着也得有点特殊待遇，保命要紧吧？

战士们心疼他年纪大，特意用两根粗棍子绑了个担架，想抬着他走。

结果呢？这老头脾气上来了，把棍子一扔，眼珠子一瞪，非要自己走。

前面是黄河天险，后面是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这情况搁一般人身上，早就慌得腿软了。

可这位爷倒好，手里拄着根棍子，不慌不忙地在山沟沟里转悠。

他还有心思跟身边人说：“走，咱们去黄河边看看水，看看风景。”

这份淡定，把年轻的高智看得一愣一愣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人，神了。

那时候的高智就在想，跟着这样的人干，哪怕是把命搭上也值了。

03

后来进了北京城，住进了红墙围着的中南海丰泽园。

外人看着光鲜，觉得这下高智算是掉进福窝里了。

可这里面的苦，也就他们这些身边人知道。

在这位“老板”手下干活，那日子过得，真是比在农村种地还抠门。

你敢信？堂堂大国领袖，穿的睡衣全是补丁摞补丁，那拖鞋磨得都要掉底了，还舍不得扔。

每个月那400多块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得从稿费里掏钱接济老家的亲戚。

最绝的是，亲戚来北京看病、吃饭，全得他自己掏腰包，公家的一分钱便宜都不能占。

要是亲戚敢开口要官做？

那不好意思，脸立马拉下来，连人带行李给你轰回去，一点情面都不讲。

高智自己就因为“占便宜”这事儿，栽过一个大跟头，记了一辈子。

那是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高智陪着去武汉出差。

走得急，加上当时物资紧缺，大家都忘了带买东西的票证。

正巧主席那边的肥皂用完了，高智一看这哪行，洗脸洗手没肥皂怎么成？

他就跟武汉接待处的同志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买几块肥皂。

人家一看是主席身边的人，二话没说就给办了。

高智一看挺顺利，顺手自己也买了一块，毕竟自己的也用完了。

这事儿放今天，那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

但在那时候，在那个人的规矩里，这就是天大的原则问题。

回到北京，这事儿就被捅出来了。

后果很严重：高智被狠狠批了一顿，还写了检讨。

理由就一句话：老百姓买东西都要票，你凭什么搞特殊？

就这一块肥皂的事，像烙铁一样烫在了高智的心上。

在这个人身边，特权这两个字，就是绝对的高压线，谁碰谁死。

04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高智以为自己能一辈子这么干下去，给老人家当一辈子管家。

但到了1962年，分别的日子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老人家把高智叫到屋里，递给他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聊开了。

意思很明确：人不能老浮在上面，得下去接地气，得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日子过得咋样。

“高智啊，你是个好同志，但我不能耽误你。”

这话一出，高智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他心里一万个舍不得，但他懂，这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临走那天，老人家难得地流露出了不舍。

他拉着高智和他的女儿，在丰泽园里拍了张合影。

照片里，老人家笑得很慈祥，可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落寞。

分别的时候，老人家许下了一个愿望，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愿望：

“等我有空了，我要去陕西，去延安，还要沿着黄河骑马走一走。”

这句话，说得那么认真，那么向往。

高智信了，死心塌地地信了。

他回了陕西，日盼夜盼，就盼着那个骑马的身影能再出现在黄河边。

他甚至连路线都给琢磨好了，哪里的路平，哪里的风景好。

可这一盼，就是整整14年。

05

1976年9月16日，高智终于站在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面前。

只是这一次，那个人再也不会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问“陕北的小米好吃不好吃”了。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身上盖着那面鲜红的旗帜。

高智哭得站不住脚，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他想起了杨家岭的那碗红烧肉，想起了武汉的那块肥皂，想起了那张黑白合影。

更想起了那个没能实现的黄河骑马的约定。

那个人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他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金山银山，也没给身边人留下什么高官厚禄。

他留下的，只有那件打满补丁的睡衣，和那个为了国家操碎了心的背影。

那个黄河边的约定，终究是成了风里的遗憾。

有些承诺，不是不想兑现，是这副担子太重，重到他压根就腾不出手来去骑一回马，去吹一回黄河的风。

高智对着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把这辈子的敬仰和委屈都揉在了一起。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图啥呢？

大概就是图个心安，图个对得起那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吧。

至于那个骑马的愿望，也许在梦里，他早就已经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