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主席不满王恩茂只是地委副书记，邓公：调南京军区副政委

1975年12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北京西郊。灯光下，王恩茂伏案写信。他在信里讲述芜湖两年整顿企业、安置知青的细节，末尾只写了一句十二个字：“若能重回部队，死亦无憾。”不到一周，这封信就被摆在了毛主席面前。主席皱了皱眉，“堂堂开国上将，还呆在地委？”随即批示交邓小平。邓公看后，当场定调：“调南京军区副政委。”一纸命令，让安徽干部们惊叹，也把年近花甲的王恩茂重新推向军旅一线。

消息传来，南京军区作训楼走廊里有人低声感慨：“老王又回来了。”短短几字，道尽同僚对这位“南泥湾书记”的敬佩。其实，从红色少年到疆域栋梁，王恩茂从没离开过战场，只是战场的形态在变。

1913年5月19日，他出生在江西永新。山多地瘦，穷得叮当响，父母靠租种薄田把他送进私塾。纸张珍贵，旧报纸也要反复写。老师曾说：“这孩子记性好，写得一手好字。”也正是那时，他在字里行间碰到了《布尔什维克》转刊的小册子，种下信念的火苗。

1928年春，15岁的他背着干粮袋，连走三天进了井冈山。第一顿红米饭让他惊觉：理想不必等来日。1930年正式入党，负责宣传。他常在山道口刷标语，一夜写满三面石壁。山村里说书人改编新段子：“那个写字的小伙子，手里的刷子会打仗。”

1933年，他调到任弼时身边当秘书。调查表、统计表、路线表……一张张纸让他摸清如何“把真问题变成真数据”。任弼时一句评价广为流传——“恩茂办事，八分细心，两分狠劲。”

抗战期间，跟随王震进军南泥湾。伐木、挑土、播种，他白天抡坎土曼，夜晚摊开笔记。1943年，他写下1.2万字《南泥湾农垦情况与建议》，毛主席看后批注：“写得好，字可作镜。”同年秋，主席亲临南泥湾，见满坡谷穗，连说三声“好”。

解放战争爆发，王恩茂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王震在青化砭设伏。那一仗，俘敌千余，击毙旅长。战后总结会上，他只说一句：“三分火力，七分士气。”随后纵队一路追击，攻兰州、战北道，步步殷红。

1949年10月至12月，他和郭鹏奉命解放南疆。囤粮困难，有人放话：“解放军要饿倒在塔里木盆地。”王恩茂举起坎土曼：“就用它砸碎那张嘴。”十万官兵屯垦，一年收粮八千万斤，新疆第一次出现部队余粮反哺地方的情景。

此后20年，他在新疆政坛几乎无所不在：土地改革、民族团结、干部培养，事事插手，件件求实。有人评价：“王恩茂喜欢‘蹲炕头’，坐下就问：‘粮食够不够？’”这种接地气的作风，把他与各民族群众拧成一股绳。

1969年整风，他被下放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和工人一道扛钢轨、搬车轴。1971年被安排去安徽芜湖，分管工业与外贸。那两年，他跑遍沿江十几个县，解决失业知青一万多人，可任职仍只是“地委副书记”。在不少老兵眼里，这人事安排显得过于寒酸。

于是便有了1975年那封深夜长信。毛主席一句“不满”，让邓公快刀斩乱麻。复出后的王恩茂，先后主持军区政治部整训、国防大学培训。在南京，他常用一句口头禅提醒学员：“连队帐本看得明白，战场才不会糊涂。”

1978年春，中央决定再次请他出关治疆。电话打到南京，他只回应五个字：“随时可启程。”飞机落地伊宁，他站在机舱口深吸冷空气：“三十年前的麦香，还在。”随后驱车数千公里调研，写下长篇提纲，核心只有两件事——稳定与发展。轮台古道上，他对随行干部一句带笑的感慨流传甚广：“班超回家，我回新疆，方向不同，心却一样——都是为了社稷安宁。”

80年代初，新疆问题错综复杂。他主张“干部本地化、产业多元化、军警民一体化”，率先推行“汉维双语培训”，还提出按地理片区轮训少数民族骨干。多年后，这些举措被视为奠基性工程。当时自治区会议室常挂一幅标语：团结稳定比泰山还重。标语出自王恩茂手笔。

1985年，他申请退出一线。组织批准后，他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隔三差五写信给自治区领导，谈耕地轮休、生态屏障、边境贸易。每封信都不超过一千字，却句句带数字，方便直接落地。

2001年4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骨灰被送回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按遗愿埋在天山脚下。安葬那天，下着小雪，几代屯垦老兵敬礼默哀。碑上刻着八个字：为国为民，至诚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