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0日清晨,夏威夷欧胡岛的雨云刚刚散去,一架从北京起飞的民航客机在檀香山机场稳稳落地。机舱门打开时,谢雪萍紧了紧外套,她今年八十岁,此行只为见到百岁的大伯张学良。
落地之后的手续并不算繁琐,但谢雪萍仍觉时间过得慢。她带着三名子女与几箱行李,除了衣物,就是一本厚相册,那是张学思生前最常翻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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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府后人第一次踏进这栋隐在椰林里的两层小楼,映入眼帘的便是墙上那张二十年代的合影:身着马褂的张作霖端坐中央,少年张学良与几个弟妹依次而立。时光在照片里凝固,却在屋内流转。
老人家坐在藤椅里,见谢雪萍进门,先是眯眼打量良久,随后笑道一句:“没见过面,但一看就晓得是自己人。”声音不大,却透着难得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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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暄停顿时气氛一度有些僵。谢雪萍正琢磨如何开口,二女儿抢先把相册递到张学良面前。翻到第三页,张学良指着那张军装照,自言自语般地说:“我四弟的眼神跟我当年一模一样。”片刻后又加了一句,“他比我还能闯。”
有意思的是,在同父异母的九个弟弟里,张学良向来评价苛刻,却对张学思例外。原因要追溯到奉天旧宅。那时的大帅府子女成群,家谱记录:八子六女,六房夫人。兄弟聚首常有暗潮,唯张学思少与人争锋,偏偏关键时刻最敢拍板。
张学铭与张学良年幼时同床共读,长大后却动辄斗嘴。一次天津的“洋媳妇”风波,张学铭拿不定主意,只好把三弟张学曾押去北平求援。大哥虽觉好笑,却一边擦汗一边收拾残局。事后他对身边亲信吐槽:“老二啊,既怕又要强。”说到老四时,口气立刻变了,“那小子要是站出来,别人就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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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的“服气”并非靠拳头。他十二岁在同泽中学结识王金竟,初显与生俱来的亲和力。王金竟后来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两人常在周末交换书刊,《向导》《新青年》皆在此时传进大帅府第四少爷的书桌。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街头骂声不断,“不抵抗”成了张学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天深夜,张学思闯进兄长的房间,话不多,只问一句:“真没法打吗?”张学良沉默,转身关灯。兄弟俩此后许久未再深谈。
1933年春,张学思在北平秘密宣誓入党,他没有向家人透露半字,却在档案里写下:“出身无法选择,立场可以自定。”一年后奉命回沪,尝试寻找营救张学良的突破口。兄弟相见那次,在雪窦山的屋檐下,两人用铅笔在便签上写写划划——对话持续不到十分钟,却让在场特务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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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张学思被调往抗大三分校,手下多是东北子弟兵。彼时延河水边物资紧缺,他却常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学员,理由很直白:“你们多吃一口,打仗硬一分。”
1949年4月,新中国海军学校在江苏泰州组建。张学思接到任命,两天后即刻南下。一身旧棉衣、两只破皮箱,学校创办伊始,连课堂黑板都是临时刷漆的门板。三个月过去,军港里第一次奏响号笛,他站在码头罕见地抽了半支烟。
十年之后,风浪袭来。1970年5月29日,海军总医院病房的灯亮了一夜。官方的告别词只寥寥七行,家属却连花圈都不敢公开落款。谢雪萍把那摞文件锁进柜子,整整五年不敢翻看。
1975年春,叶剑英批示的文电送到海军党委,“错误结论予以撤销”十二个字让谢雪萍落泪。此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相册补齐,然后写信给远在夏威夷的大伯,信尾只附一句:四弟已雪前尘。
2001年春,夏威夷气候和煦。张府后人再次登门为百岁寿辰祝贺。张学良精神不错,拍照时执意站立,还摆出年轻时常做的“响指”姿势,像是故意让相机捕捉那分潇洒。散席后,他握着侄子张仲群的手,声音低却清晰:“我想回东北……”短短六字,重复三次。房间里瞬时安静,只有海风掠窗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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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张学良在睡梦中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葬礼上,谢雪萍把那本相册放在灵柩旁,翻到第四十页——那是张学思1949年站在新生军港的照片。来宾不多,场面简朴。恰逢午后阳光透过彩窗,照在相册的塑封纸上,闪出一道细亮。
照片里的年轻将军,目光坚定,背景是未完工的码头与一面猎猎海军旗。张学良生前常说“像我”,其实更像的是那股不回头的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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