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红军军长被处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13年后烈士称号被取消

1932年深冬，武汉汉口看守所的铁门在风里吱呀作响。守卫递来一碗冷饭，里头夹杂几片冰渣；狱灯昏黄，照着木板床上那张消瘦却依旧倔强的面孔——陈治平当时三十四岁，刚被押解至此。

夜里气温骤降，他从棉衣暗袋里摸出一张已经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黄埔三期·江苏淮安”。这八个字像在提醒他：这条路原本可以更平坦，可大革命失败、家乡暴动、红十五军建起，一件件往事把他推向了刀锋。

回想1925年春，他在广州东校场第一次听到孙中山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会场里掌声如潮。那一瞬间，他笃信枪杆子里才能出真理，随即报名黄埔，学军事，也学组织群众。

两年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血染苏州河。周恩来把他推回淮安，密令只有一句：“把散落的火种重新点燃。”陈治平带人连克好几处县城，国民党随后大军围剿，淮安暴动终究溃散。失利之际，他受命赴莫斯科参加六大，极左路线与国际路线在那一年剧烈碰撞。

1930年底，他在徐州重组徐海蚌特委。三千人的红十五军拢在他的令旗下，短短三月就夺得沛县、宿迁。不料河南省委书记任命刚下，叛徒告密，陈治平在开封落网。蒋介石看到档案，挑眉道：“黄埔出身的成分，或可为我所用。”

戴笠提议亲劝招降。会面那天，陈治平戴镣进场，蒋先开口：“苏区正在互相清洗，你再回去也是死路。”这句“你再回去也是死路”像一把凿子，撬动了他心底最隐秘的不安。于是，他写下自首书，“愿为国效劳”。

叛变后，他被安插至南京市实验区，专抓地下党员。官方档案显示，仅1933年春，就有四十余名骨干被捕。蒋对他赞许，贵州、广西的党务清剿也让他出面。吊诡的是，每到夜深，他仍翻读《共产党宣言》。有卫兵撞见，问他为何自苦，他只淡淡回一句：“人不能忘了来处。”

全面抗战爆发，他把全部资源转向抗日救亡。贵州学生记得得最清楚：这位“军长先生”要求练枪，必须先通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人窃窃私语：“他像是要偿还什么。”

1941年暮秋，他调至重庆农林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他几次远远望见周恩来，却始终没有上前。周后来说：“那眼神，像渡不过河的人。”陈治平迟迟未敢自陈旧事，错过了最坦白的时机。

抗战胜利，国共重陷对峙。陈治平与友人成立“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遍联各省进步团体，暗传情报；蒋介石忌惮却无证收网。1946年冬，蒋以立法委员席位诱之，被他以“旧疾复发”推辞。蒋怒，但仍暂压。

1949年4月，汤恩伯密探混入“孙盟”上海秘密会议，深夜突袭。审讯中，陈治平坚称：“只要人民政府来，我愿承担全部责任。”5月26日清晨，闸北宋公园路口枪声响起，他倒在草坪上，终年51岁。行刑前，他对同囚者低声说：“若能活着，必归队。”

上海解放后，经周恩来提议，人民政府认定他“罪行有别，功过并存”，追认为革命烈士，证号00253。当时淮安老家办了追悼会，有老人感叹：人心翻覆，终得正名。

然而1962年，中央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大革命和抗战时期叛变人员，讨论焦点恰在“能否一笔勾销”。陈治平曾在南京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这一笔损失无法忽视。最终结论：烈士资格撤销。官方公文只有十六字：“叛变确凿，抗敌有功，不宜列烈士。”

1981年，上海统战部再度评议，认定他“可不按叛徒特务论定，亦不享烈士”。他的档案夹被贴上“历史复杂”四个字，随即归档。此后，追悼会遗像撤下，烈士碑名也被铲去。

前后三十年，身份三变：红军军长、国民党要员、被处决的“叛徒”；又由烈士到非烈士。低吟的风声提醒世人：一旦步入旋涡，个人命运往往由时代瞬息裁定；至于后人评价，多半要靠最冰冷的档案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