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摆水老头被举报是特务，判刑前高喊：我为党立功，陈赓可作证

1951年6月，朝鲜半岛阴雨连绵，前线指挥所的通信兵踩着淤泥送来一袋公文。陈赓放下望远镜，抽出最薄的一封，落款写着“南京市人民法院”。炮声此起彼伏，可信封里却只有三个急迫的问题：鲍君甫是谁？他的自辩是真是假？能否为其出具证明？

南京与前线，相隔两千余公里，一头是敌机盘旋的战壕，一头是夏日暑气中的坊巷。几周前，南京公安发动反动党团人员登记，万人涌到各登记处，惊慌与忐忑混杂在队伍里。就在这股浪潮中，玄武湖畔一个卖茶水的老头被人举报——说他当年是国民党大特务，还做过“感化院院长”。老头名叫鲍君甫，登记表上却写着“杨登瀛”，更多人喊他“摆水佬”。

公安迅速核实履历：此人曾担任过“反省院”高层职务，背景可疑，当晚即被带走。移送法院后，卷宗页码迅速翻到最后一张——“建议严惩”。可就在法官敲响木槌一刻，老人突然朗声而起：“我替共产党干过大事！陈赓可作证！”一句话，把法庭气氛冻结。

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他慌不择路，熟悉隐秘战线的人却知道，陈赓与情报二科这几个字分量极重。法院不敢草率收尾，两次致函云南，当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陈赓早已随志愿军入朝。信件辗转陆路海路，三个月后送到前线，这才出现前文那一幕。

陈赓读完附件，脑海闪过二十多年前上海法租界那间昏暗咖啡馆。1928年5月，周恩来批准，情报科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与鲍君甫初次单线接触。对话持续不到一小时，却改变了双方命运——鲍进入国民党调查科，同时亦成为中共在敌营的“第一只钉子”。

鲍君甫出身广东中山，早稻田大学毕业，日语流利，人脉横跨黑白两道。国民党筹建中统时，他顺势被杨剑虹拉入核心圈。鲍看似追随中统，暗地却把机要资料一份份递给陈赓。上海北四川路“杨登瀛办事处”挂牌当天，外界只知它是调查科驻沪机构，殊不知里间墙壁后还藏着中共特工安娥的机房。

为了取信敌人，鲍不得不演出多场“破获”。中共则有意送上一批真假参半的文件，让他“立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刚起草完《沪区共党活动报告》，鲍的密件已送达南京，速度之快，令徐恩曾惊叹，又一次放宽经费，“想拿多少自己填”。

鲍的分量渐重，可危机也在逼近。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特科多点暴露。陈赓连夜找鲍，“躲一阵，别硬顶。”鲍却估计自己背后的张道藩能保平安，没有离开。结果被捕半年，虽保住秘密，却也留下案底。出狱后，他被安插到“反省院”，表面风光，实则早已与共产党断线。解放前夕，他隐姓埋名，在南京路口摆水谋生。

陈赓在回信中写道：“鲍君甫自一九二七年与党接触，三一年以前贡献巨大，曾与我同囚，情况属实。”短短几十字，却令法院反复斟酌。随后，李克农、陈养山等人提供的补充证词陆续到位，关向应、任弼时被营救经过也浮出水面。材料堆满案桌，最重的一条证实：没有鲍提供的线路，上海党组织很可能在三十年代初被连根拔起。

审理小组最终更改量刑——撤销“特务罪”指控，改判管制一年。1952年冬，司法部批示：此人年老体弱，无固定收入，可酌情救济。南京军管会按月发给生活费，陈养山又托人送来棉衣。有人好奇，昔日“茶水佬”突然受到高级干部礼遇，背后因由，却只能在几份绝密档案里寻找。

1969年12月29日夜，鲍君甫病重。他反复叮嘱子女：“记住，我不是内奸，不是特务，周总理了解我。”次日凌晨，呼吸停在南京随园的一盏煤油灯下。弥留话语没有悲情，只有一句事实自白。

细查鲍的一生，角色转折几乎与时代同步：留日青年、上海交际客、国民党特派员、红色密探、囚徒、狱官、茶水摊主。有人困惑他为何甘当双面间谍，有人怀疑他是否另藏私心。可在陈赓、周恩来多次背书后，答案无须再做猜测：情报战线永远隐藏最锋利又最脆弱的刀锋，使用者与被使用者之间只靠信任维系；而信任一旦成立，便承担生死。

镇压反革命运动需要雷厉风行，也需要分辨曲直。鲍君甫案被翻转，看似偶然，却恰好说明法律与历史的共同原则——定罪，凭证据；辨忠奸，靠事实；功过之间，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