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春,外滩雾色犹寒,张伯驹推开旅馆窗,银灰江面起伏。他被一沓沓账本压得透不过气,却不知道,命运正准备递来另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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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天香阁”灯笼摇晃,琵琶声从帘后流出。台上女子黑色丝绒旗袍,指尖挑弦,曲名《平沙落雁》。台下商贾军阀喧闹不休,张伯驹却只盯着那双握弦的手。
女子名叫潘素。往前追十五年,她生于苏州望族,祖上潘世恩声名显赫。富贵却留不住败家父亲,母亲病逝后,继母以三百大洋将十三岁的她卖到上海,雨夜里,她被塞进一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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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里人声鼎沸。别的姑娘学撒娇,她躲在灯下临摹古帖、练琵琶弦。才学成了护身符,短短两年便在上海滩成了“潘妃”,风光背后,她始终守着一句话:“技艺在手,身可自救。”
臧卓想拿金条买人,她拒绝。强权随即而来,她被软禁在公馆。房门外士兵荷枪,房门内她默背母亲教过的诗词,十天滴水未进,只等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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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真的来了。一张纸条悄悄塞进门缝——“子夜三刻,后门见”,署名“伯驹”。当晚,她披外衣,随他翻墙、钻巷、上小火轮,驶向吴淞口。甲板上风大,他低声一句:“别怕。”她点头,没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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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苏州,两人拜堂。仪式简单,一桌素面,一本《法帖》,一轴《并蒂莲》。婚后日子紧巴,却充满书画墨香。张伯驹请溥心畬指点潘素,又陪她走山西、游峨眉。看过大漠落日,她的山水画渐有苍茫之气,引来张大千连声称妙。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张伯驹主动交出盐业银行旧债权,并把《游春图》《平复帖》等八件国宝捐给国家。有人不解,他答:“文物归国,比躺在我家库房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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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美协组织老画家写生,三十多岁的潘素是队伍里最年轻的女画家。她在桂林漓江画下《春晴图》,美展开幕,周总理停步观赏,说了句:“颇有新气象。”一句赞许,让她眼中闪光良久。
1982年冬,张伯驹病逝。守灵七日,她拒绝会客,独坐屋内,琵琶声断断续续。十年后,她将丈夫留下的二十件书画全数捐出,然后悄然离世,遗物只有画案、一盒旧颜料、一把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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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之女、花魁、画家、贤妻——多重身份折叠在半个世纪里。她失过家,入过风尘,却从未丢掉笔墨与骨气;他富而好礼,也敢舍身护国宝。传奇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的选择已经写进了近现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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