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隐于日军特情部里的滴血屠刀，中条山7.7万抗日将士折戟

提到情报战，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最多的道具便是电台发报机。而红色《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白烈士潜伏发报的身影，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影片中向李白烈士正在向上级发报，但被对手侦知。这其中，第一次知道了侦听车，而利用电波侦听监听捕获对手，或者得知重要情报信息，便是通信情报的主要手段。

神秘的侦听车、无声的电波交锋，并非艺术虚构，这背后，正是日本陆军特殊情报班（又称陆军密码班，情报领域归属通信情报范畴）布下的致命天网。他们躲在硝烟背后，用电波破译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其中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更是这场暗战最惨烈的注脚。

所谓日军特情部，是近代无线电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19世纪末，世界各国纷纷将电波与密码结合作为通讯核心，单纯的情报窃取已无法满足需求，监听电波、破译密码成为各国情报战的核心手段。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专门执掌无线通讯情报搜集、密码破译、电波方位测定等核心任务，成为其对外侵略的“隐形利刃”。

日本的密码情报活动早有积淀。伊藤博文遗著《机密日清战争》记载，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时，清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日本人吴大五郎偶然拾得一本标注着0-9数字的中国小字典，经分析判定为清军电报译电本，进而破解了清朝电报密码。但日本真正大规模、系统化运用通讯技术破译密码，始于1921年之后的“技术引进”。

1921年，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及邮政省联合成立电讯研究会，核心突破口来自波兰。时任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后晋大将，逃脱战后审判，获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深入研究了1919-1920年波兰进攻苏俄的谍报战，发现波兰军队能精准破译红军密令，从师级到团级的指令均被截获，对苏军动向了如指掌。1922年山胁正隆回国后，力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赴日授课。

山胁正隆

1923年1月，为期两个多月的密码讲习班在东京开课，学员包括参谋本部欧美课4名核心大尉：俄国班的百武晴吉（后任日军无线电训练总监）、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参与对张自忠将军作战）、三国直福（后任南京特务机关长）、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任关东军高射炮司令官）。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苏俄乱数密码、周期转置密码及欧洲各国密码技术，远超日本当时沿用的电信符号、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等落后技术，让日本学员震惊不已。这场讲习班，成为日本特情工作的“分水岭”，奠定了其技术基础。

百武晴吉

技术引进后，日本加速推进特情体系建设。1923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监听所，但因初期使用落后的矿石滤波器未能如愿；直至真空管技术普及后，监听所才正式运转。科瓦列夫斯基离日后，日本又多次派遣年轻军官赴波兰深造，1934年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驻波武官时，还专门安排学员研究苏联红军的通讯组织与密码特性。

1927年，首批赴波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国，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通讯课随即增设密码班。随着留波学员陆续归国，密码班规模迅速扩大，分设苏联、中国、英国等专项小组，既负责编制己方密码，也承担监听、解读、翻译及人才培养任务。1939年3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18班，直属参谋总长，在侵华各军中均设特情课，1940年出任南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便曾担任该班班长。

土桥勇逸

1928年5月，日军特情部首次在中国战场崭露獠牙。为阻止蒋介石第二次北伐，日军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通过监听破译中国军队密码通讯，精准掌握蒋军调动、配置及行军路线。同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京密码班又破译了张学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摸清其内部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工藤胜彦大尉赴关东军支援，成功破译70%的中国军队密码。尽管关东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因掌控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军的联络、外交电报，彻底掌握军事与外交主动权。工藤胜彦也成为日本陆军情报史上首个获“金鵄勋章”的军官。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日军早已摸清中国密码体系并窃取密码本的提前布局。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驻沪日军舰队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中国密码，获知中国空军轰炸计划，抢先下手摧毁汉口空军基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仅增设密码班监听中国电信，还在哈尔滨设立针对苏联的情报机关，由留波学员缨井大尉执掌，紧盯苏联对事变的反应。

1935年，天津成为日军华北特情活动的核心枢纽。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天津海光寺司令部成立特情班，由参谋本部密码班元老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初期配备3台接收机、6名监听员、2名破译员及1名翻译。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后，特情班扩编至26人、6台信号接收器，由工藤胜彦少佐接任班长，专门监听北平、天津及华北地区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动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该部随中国驻屯军扩编为华北方面军而进一步强化，新增50余名工作人员，在北平、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

1939年10月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鹤田登实大佐再次出任特情班班长，穿梭于天津、上海统筹工作，并在上海、汉口设分室；华南方面军也同步设立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执掌。1943年7月，南京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为中国派遣军特情部，规模飙升至543人（含116名翻译官、翻译生）；1944年2月增至880人；1945年1月更是达到991人（军职711人、文职280人），足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极端重视。

日军特情部破坏力，在中条山战役中达到顶峰。1941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中10万兵力，对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猛攻，即“晋南会战”。此役中国军队阵亡4.2万人、被俘3.5万余人，而日军仅伤亡几千余人，可以说是完胜。这场中国军队惨败，侵华日军大胜的核心原因之一，正是日军特情部的全方位情报掌控。

战前，日军特情部已通过破译密码，掌握了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部署乃至各级军官姓名。天津特情班还策划了周密的迷惑战术：让驻蒙日军渡黄河佯攻兰州、延安，第一军在黄河上游造势宣称打西安，第十二军在开封以北黄河地带搞渡河演习佯攻洛阳，甚至日军内部除极少数人外，连师团长都不知真实作战意图，周边还严禁飞机侦察。

与此同时，日军还派遣小股特种武装渗透潜伏。据中条山当地老乡回忆，1941年4月，十余名头戴钢盔的陌生人出现在楼山坪，后来增至二三百人，他们修建掩体战壕，抓捕当地百姓干活，放牛娃张木瓜因撞见被扣押，直至总攻当天才逃生。这些空降部队与伪装成商贩的特务相互配合，潜入中国军队防区，形成“电码破译+地面侦察”的双重情报网。

彼时中国军队的保密漏洞，更让特情部有机可乘。初期中国军队使用4位阿拉伯数字密码，易被破译，且拍发电报时不隐去发报人、收报人姓名及日期，直接暴露核心信息。尽管1937年阎锡山曾向蒋介石发电警示“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毛庆祥（国民政府侍从室机要室中将主任，并兼技术研究室（专责电讯密码）主任）也指出横向通讯泄漏问题，

民国期间密码本

中国军队随后将“一字一码”改为词组式“特种电码本”，但仍被日军特情部破解，破译率维持在70%-80%。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曾得意宣称：“会战期间对敌情了如指掌，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若定。”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最初在作战目标选择上存在争议，情报部（第二课）因百团大战损失惨重，主张先攻八路军；作战部（第一课）则因无法破译中共密码、对八路军动向不明，坚持进攻情况清晰的中条山国民党军。最终前者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采纳，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密码安全对战场走向的决定性作用。

田边盛武

与对国民党军队的“轻松破译”不同，日军特情部在中共军队面前屡屡碰壁。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使用的乱数密码让日军束手无策。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前，日军华北方面军已扩大特情班规模，任命横山幸雄为特情主任参谋，专门攻坚中共无线电通讯，但毫无进展。百团大战的突然打响，让华北日军损失惨重，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被迫引咎请辞。

百团大战一景

横山幸雄随后增配10台接收机，调派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等骨干充实力量，甚至要求各部队全力搜集八路军文件，参谋本部还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协助。直至1941年2月，才勉强破译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的部分密码电报。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时，虽通过特情部摸清部分分区位置，但因冀中军区频繁更换密码、变更司令部驻地，还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日军最终只能派遣“益子挺进队”等化装潜入刺探军情。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便牺牲在这次残酷的“扫荡”中。

日军益子挺进队

而这个“益子挺进队”最终被我八路军情报部门牢牢锁定，由八路军派出最精干的“行动队”，在祁县的饭店里，全部以冷兵器手刃了这帮日军精英，为左权参谋长报了仇，也让八路军的神勇再一次成为民众间抗日不屈的精神依靠。

从天津海光寺的电波监听，到中条山的特务潜伏，日军特情部的每一步行动，都沾满中国军民的鲜血。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根据大本营命令，大量特情部档案被销毁，其完整内幕至今仍有诸多谜团。但残存的史料与口述记忆早已证明，这场电波背后的暗战，是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可分割的罪恶部分。那些藏在密码与电波中的阴谋，那些用鲜血换来的保密教训，永远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