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单腿走完长征，解放后遇到仇人笑问：先生借走我的腿何时还

1954年，贵州的一场春节联欢会上，一位中年将军拄着拐杖，神采奕奕地在人群中穿梭，与宾客寒暄。

突然，一位身穿长袍的年长男子停下脚步，与将军对视，将军哈哈一笑道：“我的腿被您的人‘借走’，不知何时能还我？”

这位拄着拐杖的将军是谁？他与年长男子又有怎样的渊源？

这位将军就是开国中将钟赤兵，原名钟志禄，1914年出生在湖南平江县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他自小聪明伶俐，但是还是因为家中贫穷，只读了三年便早早辍学。

后来，他接触到了镇上几位做手工活的师傅，他们时常私下聚在一起，谈论着“翻身”“平等”“新社会”之类的话语。

钟志禄听得入神，很快就被吸纳进了一个名为“工人夜校”的组织，接触到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

1929年，十五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镇上年纪最小的团员之一。

彼时的平江，风声鹤唳，白色恐怖随处可见，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盯上。

但钟志禄一点也不怕，每次发传单、贴标语、夜里开会，明知是冒险，他仍抢着先上。

1930年，红五军挥师进驻平江，他们的出现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种，然后他跑去报名。

登记的红军战士问他：“叫什么？”

他一愣，脱口而出：“赤兵。”

他说：“‘志禄’，听着像是求富贵的；但我参加红军，是为穷苦人，不为富贵。”

他把名字改成了“赤兵”，用这个名字去宣誓:从今往后，我是人民的兵，为百姓而战。

初上战场时，面对几倍于己的敌军，他不是一味硬拼，而是灵活调动，巧妙布阵。

1934年，在白塘村阻击战中，他率红12团打游击、设伏击、断补给，打得敌人苦不堪言。

而他本人在战斗中被子弹打断左手大拇指，只做简单包扎便继续作战，丝毫不肯退下火线。

那年冬天，他荣获了中央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这是一种极为稀有的荣誉，整个红军中仅有百余人获此殊荣。

1935年冬，红军长征行至娄山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撕开这道关口，中央红军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钟赤兵和团长谢嵩带着红十二团，在夜色与风雨中急行军四十余里，鞋底早已磨破，裤脚全是泥浆。

拂晓前，他们抵达娄山关下，只能隐约看见山腰处敌军工事的轮廓，枪声零星而急促，说明红十三团已在前方与敌接火，战况并不乐观。

钟赤兵没有多说一句话，只简短下令：“一营，跟我上。”

山雨未歇，地面湿滑，他带着先头部队向要地点金山突进，敌军依托地形死守，子弹像泼水一样扫下来，红军战士不断倒下。

就在这片混乱中，钟赤兵始终冲在最前，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一梭机枪子弹从侧翼扫来，钟赤兵只觉右腿一沉，整个人猛地向前栽倒。

警卫员冲上来扶他，低头一看，血正从裤管里汩汩往外涌，几乎瞬间染红了地面：“政委，您负伤了！”“别喊。”钟赤兵压低声音，“擦破点皮。”

他说这话时，脸色已然苍白，右小腿被子弹打得血肉翻卷，骨头断裂外露，警卫员急得发抖，撕下衣服给他一层层包扎，可血还是止不住。

有人要去找卫生员，被他一把拉住：“先把指挥权接过去，阵地不能丢。”

他靠在一块湿冷的大石头上，咬紧牙关，强撑着意识清醒。

包扎刚结束，他又试图站起来，单腿着地，身体剧烈晃了一下，还是硬生生挪回了指挥位置。

后来干脆趴在石头上，用近乎嘶哑的声音下达命令，弹药告急，他下令白刃战；刺刀弯了，就用马刀；马刀崩口，就捡石头砸。

战士们被这一幕彻底点燃，怒吼着向敌军反扑，不知过了多久，钟赤兵因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被抬下阵地时，许多战士以为他已经牺牲，悲愤之下反而打出了更凶猛的攻势。

最终，娄山关被拿下，敌军溃败，那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改写战局的关键一战。

而钟赤兵，被送往临时野战医院，医生揭开他右腿的伤口，只看了一眼，脸色便沉了下来。

子弹的冲击已将小腿骨头完全粉碎，肌肉坏死严重，如果不立刻截肢，感染将迅速蔓延，性命难保。

问题是，当时的红军医院，没有麻药，甚至没有正规的医疗器械，所谓的“手术台”，不过是几块木板拼凑而成。

所以他只能在无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截肢手术，有好几次他都疼得昏死过去。

贵州湿冷多雨，医疗条件又极其简陋，伤口很快开始感染，所以医生只能再次截肢，先后三次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整条右腿从大腿根被完全截去。

当钟赤兵终于从高烧中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一整条腿时，眼眶第一次湿润了，他害怕自己再也无法跟随部队。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来看望他，主席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轻声问：“小鬼，又负伤了？”

钟赤兵指着空荡荡的右腿，声音颤抖却异常坚定：“主席，我不想留下，我死，也要跟着部队走。”

这句话很快传遍了部队，毛主席拍板：“带上他，抬，也要抬着北上。”

自此之后，这个身形瘦削、只剩一条腿的政委，成了红军队伍中最特别的身影。

他被安排在休养连，与体弱的干部、妇女和家属一起随军北上，可他不认“休养”这两个字，一旦能动，他就从不躺担架。

雪山，是红军长征最险的路之一，钟赤兵被人绑在马背上，翻过第一道雪岭时，他的伤口刚刚结痂，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裸露的皮肤上。

他咬着牙不吭声，倒是牵马的战士一路哭着劝：“政委，疼就说一声，咱歇一歇。”

有时地势太险，马都过不去，他便自己撑着拐杖跳下地，若地太滑就索性爬着走。

他一边走，一边鼓励其他掉队的人：“我们都要走出去，一个都不能少！”

草地，是更绝望的存在，有一次，队伍在打鼓山陷入断粮困境，每个人的粮袋都瘪了下去，战士们都在啃草根、挖树皮。

钟赤兵静静地解开背包，从夹层里取出半袋大米，这是他一路上省吃俭用、藏在牙缝里的“命根子”，他全都分给了战士们。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在那里，钟赤兵再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握住他满是老茧的手，久久不语。

钟赤兵站在寒风中，一瘸一拐地行了个军礼，说：“主席，我没掉队。”

长征胜利后，钟赤兵休养了一段时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就去了国外学习，直到1946年回国。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不同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服输，一直在一线就职。

1954年，大年初一，贵州贵阳，这座山城正在展开一场热闹非凡的春节联欢会。

钟赤兵拄着拐杖，缓步走入会场，他穿一身整洁军装，胸前的勋章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就在他转身与身旁人交谈时，一个身影从人群中走来。

他就是昔日的“贵州王”王家烈，旧时的国民党军政首领，而今已归顺新政，成了一名政协委员。

他们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那一瞬，仿佛娄山关的硝烟又回到了眼前。

一个是曾下令双枪兵死守娄山关、间接造成钟赤兵重伤截肢的总指挥；一个是三次被锯掉右腿、却依然带着半身伤痕完成长征的独腿将军。

若是旁人，恐怕早已心生隔阂，剑拔弩张，但钟赤兵只是沉默了一瞬，嘴角却弯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意。

他拄着拐杖走上前，朝王家烈抱拳打了个招呼，笑着说：“王先生，二十年前娄山关之战，我的腿是在那时被您的部队‘借走’的，不知如今可打算还我？”

王家烈一愣，眼神陡然复杂，他嘴角动了动，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说，最终却只是低下头，沉声应道：

“久仰将军大名，是在下罪孽深重，当年兵戎相见，实属乱世之过，今朝若得将军宽恕，王某感激不尽。”

他语毕，竟是缓缓俯身一礼，钟赤兵一把扶住他，哈哈一笑：“那时候您是指挥官，我是带兵的，咱们谁也没偷懒，如今山河一统，人也该往前走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王家烈眼眶泛红，双手紧紧握住钟赤兵的那只左手，久久不语，自此之后，钟赤兵与王家烈虽非亲密，却也常在工作中有交集。

贵州地势复杂、经济落后，建设任务艰巨，两人先后参与多个民政、基础设施与军区事务的协作。

在多次省级会议上，钟赤兵主动为王家烈提供意见，王家烈也不止一次在发言中表示：“钟将军是我人生转折的见证者，更是我真正服膺的恩人。”

而钟赤兵从不在人前揭他的旧底，有人私下提及往事，他只是笑着说：“他那时替谁打仗，是命运使然，我这一条腿，换来他幡然悔悟，也算值了。”

他不是天生的宽容者，而是一个真正知道“什么值得计较、什么值得放下”的真正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