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总爱搞“偷袭珍珠港”这类蠢事？

偷袭珍珠港，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真正的主菜，是日本陆军紧随其后的疯狂，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早已按捺不住的日军全面开火，同时对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发起进攻。为快速夺取东南亚，日本调集40万兵力组成“南方军”；海军则倾巢而出，向东南亚、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发动全面攻势。

上万公里战线同步推进后，日军仅用1天攻克泰国首都曼谷，2天拿下美属关岛，半个月占领香港。3万日军穿越上千公里原始热带雨林，如鬼魅般现身新加坡城下，早已丧失斗志的8万英军随即投降。

1942年初，日军势如破竹，盟军则节节败退、惊恐万状。要知道，此前百余年里，欧美从未将这些“黄种人”放在眼里；如今，日本人却成了他们的噩梦。

仅用半年，日军便横扫东南亚，拿下梦寐以求的婆罗洲石油，这里的原油甚至无需提炼，可直接注入军舰发动机。

征服东南亚与西南太平洋后，日本控制了东起所罗门群岛、西至斯里兰卡、北抵黑龙江流域、南跨赤道的大片区域，形成面积7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亿的庞大殖民帝国，几乎实现全部初始战略目标，达到对外扩张的巅峰。

但这表面的“胜利在望”，却被一件小事戳穿，美国人竟反过来牵着日本的鼻子走。这件“小事”，是美国为报复珍珠港事件，派出数架轰炸机对东京实施的一次破坏力有限的空袭。

就是这么个插曲，却让日本如临大敌。为“除掉”美国太平洋舰队，日军仓促发动中途岛战役。结果，仅一天便损失4艘重型主力航母，刚到手的战争主动权瞬间易主，这正是战略短视的典型体现。

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翻遍档案、审讯无数军政高层，最终得出结论：日本从未有过明确的作战终止线，也没有成型的战略规划，纯粹是“打到哪算哪”。

就连“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这类国与国的战争，最初都是中下层军官擅自发动的。国家层面毫无准备，事发后才仓促应对，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全面侵华时，日本先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陷入相持后又想“以战养战”；未等计划落地，便因石油短缺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此时，德国横扫西欧，东南亚殖民地出现“权力真空”。日本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便盯上了印尼石油。而要获取石油，必须先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偷袭珍珠港，就这么“顺理成章”发生了。日本的决策逻辑始终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用更大的麻烦掩盖前一个。

其实日本从不缺战略家，明治维新的成功，早证明了这点。为何二战时却昏招频出？关键原因是军部“裹挟”了整个国家。

二战前，日本打赢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军队尚能被政治家节制，军事行动服务于政治，既赢得体面胜利，又攫取最大利益。但到二战前夕，军部已完全掌控日本：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导致内部分裂；年轻军官信奉“有仗打才有军功，有军功才能升官”；军队名义上只听命于狗皇，政府无权干涉。

这直接导致军队拼命扩张自身势力。像东条英机这样出身陆军、一辈子混迹军旅的人，既不懂社会也不懂政治，却当上了日本史上权力最大的首相。上台后他打击异己，连曾嘲讽他“只有上等兵水平，顶多指挥20挺机枪”的石原莞尔都被贬斥，而石原恰恰是当时日本极少数具备战略眼光的人。

所谓“战略家”们各怀心思，都想按自己的思路制定战略，结果每一次规划都被下一个自认“更高明”的人推翻。人人争当战略家，最终却“没有战略”，根源在于日本政治体制的缺陷。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明治天皇不愿做英国女王那样的“吉祥物”。宪法规定天皇为军队最高统帅，军队只对天皇负责，不对政府负责。明治狗皇在位时大权在握，臣子安分守己，却未清除“勋贵集团”。

明治狗皇死后，大正狗皇继位，权力落入老臣手中；大正早逝，25岁的裕仁狗皇即位。裕仁狗皇与祖父一样权力欲强，但大权仍在权臣手里。当时日本海陆军中高级军官多来自拥立明治的旧臣家族，把控了所有资源。

明治维新虽让日本富裕，财富却被资本家和官僚垄断，百姓依然贫苦。强烈的贫富反差，让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心理失衡——他们痛恨权贵，渴望推翻腐朽统治。这群后来被称为“统治派”的陆军少壮派，如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政治狂热、野心勃勃。

由于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迁无望、积怨已久，迫切想改变现状。这些人能力有余却地位低下，要实现理想必须获得裕仁支持；而裕仁也想赶走旧官僚、亲掌大权，君臣一拍即合，目标直指明治既得利益集团。

最终，旧势力被清洗，统治派军官进入军部。裕仁安插“自己人”后，终于收回军权。但此举的后果是军部势力膨胀，政治与军事彻底分离，日本军方逐渐“绑架”国家，最终发动侵略战争、走向灭亡，实为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