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钱入土？独居者过世后遗产归公，情与法如何兼顾？

“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积蓄，连给自己买块安息之地都做不了主？” 上海 46 岁独居女子蒋女士的身后事，近期引发了全网热议。

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的她突发脑溢血离世后，遗产被民政部门依法接收，而愿意为其料理后事的远房表弟吴先生，却无法动用这笔遗产购买墓地、举办追思会。

这起看似符合法律程序的事件，却因触碰了中国人 “入土为安” 的传统底线，以及独居群体日益凸显的生存焦虑，成为折射法治文明与民间情理碰撞的一面镜子。

有人质疑这是 “变相吃绝户”，有人理解民政部门的合规困境，而核心争议直指一个深层问题：当法律条文遭遇朴素人情，如何让每一个生命，无论是否有亲属相伴，都能在落幕时保有最后的尊严？

一、独居者的身后困境

2025 年 10 月，上海虹口区 46 岁的蒋女士因突发脑溢血被同事送往医院，急需手术签字的她，只能联系上一年仅见一次面的远房表弟吴先生。

这位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的独居者，彼时已陷入 “有钱取不出” 的窘境 —— 银行账户里存有积蓄，却因缺乏监护人授权无法动用，最终由吴先生和其公司垫付了 3 万余元医药费。

然而病情的急转直下，让蒋女士在 12 月 14 日不幸离世，留下的不仅是一笔遗产，还有一桩棘手的身后事。

蒋女士的情况属于典型的 “无人继承” 情形：无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也无第二顺位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且生前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

根据法律规定，其遗产由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并依法接收。这本是填补遗产管理真空的常规操作，却在吴先生提出用遗产为蒋女士购买墓地、举办追思会后陷入僵局。

民政部门表示，此类案例属首次出现，购置墓地等支出的 “合理范围” 缺乏明确标准，需经法院审理界定后方可从遗产中支取，且墓地后续维护费用需由吴先生自行承担。

这一答复让吴先生陷入两难：作为远亲，他已垫付部分医药费，无义务也无意愿再自掏腰包承担墓地费用；而蒋女士的生前好友虽想尽一份心意，却因无权处置遗产而束手无策。

更令人唏嘘的是，蒋女士的困境并非个例。随着社会观念变迁，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独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仅上海市 60 岁以上独居老人就达 30 多万人，其中不少人面临 “无亲属、无遗嘱” 的潜在风险，蒋女士的案例不过是这一社会趋势下的一个缩影，将独居者的养老与身后事难题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二、热议焦点：从个案争议到制度拷问

蒋女士事件的发酵，本质上是公众朴素认知与制度操作流程之间的碰撞。网友的讨论从个案延伸至对制度设计的深层拷问，核心焦点集中在三个维度：

（一）“谁的钱用在谁身上” 的情理追问

“逝者的钱理应先办逝者的事”，这是网友最普遍的共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入土为安” 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用自身积蓄料理后事，是天经地义的逻辑。

网友质疑，民政部门接收遗产的初衷是保护财产不流失，而非 “接管后就束之高阁”。

有网友尖锐发问：“需要签字垫付医药费时找不到法定亲属，人走了却有人主动接收财产，这操作难免让人寒心”；

更有人直言：“如果逝者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债务，相关部门还会如此积极‘接收’吗？”

这种质疑背后，是对 “权责对等” 的朴素期待 —— 既然民政部门承担了遗产管理人的角色，就应履行保障逝者体面离世的责任，而非仅聚焦于财产的合规保管。

（二）“合理支出” 的标准空白之困

民政部门的答复中，“合理范围” 的界定难题成为核心症结。买什么样的墓地算合理？是市区高价墓还是普通公墓？追思会规模多大不算铺张？这些问题确实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

上海虽有《殡葬管理条例》，但主要规范火化、安葬行为，并未明确无亲属逝者遗产用于丧葬支出的具体细则。

这种制度空白导致民政部门陷入 “不敢为” 的困境：一方面，“法无授权不可为” 是行政机关的行事准则，擅自支出遗产可能面临审计问责；

另一方面，若完全拒绝逝者的丧葬需求，又会违背公序良俗，引发公众不满。

网友的争议点正在于此：制度空白不应成为剥夺逝者尊严的理由，相关部门更应主动探索解决方案，而非将 “皮球踢给法院”。

（三）独居群体的安全感焦虑

事件引发广泛共鸣的深层原因，是公众对独居生活的代入式焦虑。

随着独居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忧：如果自己选择不婚不育，老来无亲属照料，身后是否也会面临类似蒋女士的困境？辛苦一生积累的财富，能否保障自己体面离世？

这种焦虑让蒋女士的个案超越了单纯的遗产纠纷，成为关乎社会包容度与制度温度的公共议题。

有网友留言：“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本该为每一个公民兜底，不管他是儿孙满堂还是孑然一身”，这句话道出了核心诉求 —— 制度设计应兼顾所有群体的需求，让独居者也能感受到法治的安全感与人文关怀。

三、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置规则与实践局限

要理解这起事件中的各方行为，首先需要厘清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典》对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置已有明确框架，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细则缺失的问题。

（一）无人继承遗产的法律界定与归属

根据《民法典》第 1127 条规定，遗产继承分为两个顺位：第一顺位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没有第一、二顺位继承人，且无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的，遗产属于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 的财产。

针对此类财产，《民法典》第 1160 条明确规定，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这一规定的立法初衷，是避免无主财产流失，同时将其用于公共福祉，体现社会公平。

（二）遗产管理人的法定职责

《民法典》新增的 “遗产管理人” 制度，是处理此类案件的核心依据。根据第 1145 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其法定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收回债权、清偿债务等。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仅承担 “管理角色” 而非所有权人，需在完成债务清偿、公告期满无人主张权利后，才能将剩余遗产收归国有。

这意味着，蒋女士的遗产在清偿包括丧葬费用在内的合理债务后，剩余部分才需用于公益事业。

（三）法律实践中的现实局限

尽管法律框架清晰，但实践操作中的细则缺失导致矛盾凸显。

首先，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缺乏明确规定，丧葬费用是否属于优先清偿的 “必要债务”，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其次，“合理丧葬费用” 的标准空白，导致民政部门在操作中无所适从；

最后，程序耗时与民间丧葬习俗存在冲突 —— 法律规定的遗产清理、公告、诉讼等程序可能耗时数月，而民间 “七日内下葬” 的习俗难以等待漫长的审批流程。

这些局限使得原本旨在保障权益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反而陷入 “合规却不合情” 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完全堵死救济路径。吴先生可先垫付丧葬费用，再以债权人身份向民政部门追偿，或依据 “扶养较多” 的事实主张分得部分遗产。

但这种方式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实现，不仅耗时耗力，也与 “逝者自付后事费用” 的情理逻辑相悖，难以被公众接受。

四、法理坚守与情理温度如何兼顾？

蒋女士事件的核心矛盾，并非法律与情理的对立，而是制度细则的滞后与实践需求的脱节。要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既需坚守法律的刚性底线，又要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通过制度完善填补衔接空白。

（一）明确无主遗产的处置优先级：后事为先，公益为后

法律应明确规定，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置需遵循 “后事优先、债务清偿、剩余归公” 的原则。将丧葬费用列为优先清偿的必要债务，明确其从遗产中支出的合法性，无需等待冗长的诉讼审批。

这一规则既符合 “以逝者遗产办逝者后事” 的情理逻辑，也契合遗产管理人 “清理债务” 的法定职责。

同时，需划定 “合理丧葬费用” 的参照标准，可结合当地经济水平、殡葬行业平均价格制定区间标准，例如限定墓地费用不超过当地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追思会支出遵循简约适度原则，既避免铺张浪费，又保障基本尊严。

（二）完善遗产管理人的权责清单：从 “被动保管” 到 “主动履职”

民政部门作为兜底的遗产管理人，不应仅承担 “财产保管” 的被动角色，更应主动履行 “保障逝者权益” 的积极责任。

民政部门牵头，可探索制定《临时监护与遗产管理操作指引》，明确无亲属逝者的丧葬流程、费用标准、申请程序等细则。

例如，允许善意第三人（如远亲、生前好友、社区居委会）提出丧葬申请，民政部门在审核符合标准后直接从遗产中拨付费用，简化审批流程。

同时，明确墓地后续维护的责任主体，可由民政部门从遗产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维护资金，或纳入公益殡葬保障体系，避免将维护压力转嫁给无义务的第三人。

（三）强化独居群体的风险防范：提前规划与社会兜底并重

解决此类问题，既要事后完善制度，更要事前做好预防。针对独居群体，应加强遗嘱订立与遗赠抚养协议的普法宣传，鼓励人们通过提前规划明确财产归属与身后事安排。

社区可联合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机构，为独居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与遗嘱订立服务，降低规划门槛。

同时，可探索建立 “独居者关爱档案”，由社区网格员定期走访，了解其健康状况与意愿诉求，对无亲属、无经济来源的独居者，纳入公益殡葬保障范围，确保其离世后能得到基本的丧葬服务。

（四）构建法理与情理的沟通桥梁：主动回应与透明处置

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沟通方式也至关重要。蒋女士事件中，部分网友的不满源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认为民政部门 “与民争利”。

事实上，民政部门接收遗产并非侵占，而是依法履责，剩余遗产最终将用于公益事业。

相关部门应主动发声，通过官方渠道澄清法律规定与处置流程，公开遗产支出的明细，消除公众误解。

同时，在面对新型案例时，可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联合多方共同探索解决方案，而非简单以 “无先例” 为由拒绝，让公众感受到制度的灵活性与温度。

结束语

蒋女士的身后事争议，看似是一起孤立的遗产纠纷，实则是社会转型期法治建设与人文关怀如何协同的缩影。

法律的刚性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坚实保障，而情理的温度则让制度更具生命力。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置，不仅关乎财产的归属，更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与安全感。

随着独居群体的日益扩大，类似的案例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的法律制度不能停留在 “合规” 的基础层面，更要向 “合理”“合情” 的更高层次迈进，让法律既有 “硬度” 又有 “温度”，让每一个生命无论是否有亲属相伴，都能在人生的终点获得体面与尊严。

毕竟，法治文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善待。

唯有让法理与情理实现双向奔赴，才能避免 “遗产归公却无钱安身” 的尴尬，让制度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安全感来源，这便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对生者最温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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