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93质疑长江大型水电站建设可行性与把握度

长江第一坝

我来到湖北已经两年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中提到“湖北有‘鸡窝煤’，要是有大型煤田就好了”。我对湖北缺煤深有感触。

随着武钢4号高炉、江汉油田、第二汽车厂、焦枝铁路等重大工程项目的上马和陆续竣工投产，所需电力成倍增长，丹江口等现有水电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我和张体学等同志首先勘察了在鄂西山区高山峡谷中湍急奔流的清江，初步设想在隔河岩建水电站。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是世界第三大河，流经我国十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水力资源极为丰富。

为了填补在长江水利资源开发方面的知识，我让秘书沈家骅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图书馆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来学习。沈秘书很快找来不少书籍和资料。我把这些书籍和资料分别放在家里和车上，在家时抽时间阅读，外出时在车上阅读。

沈秘书见我着了迷似的看资料，很风趣地说：“首长是不是想改行搞水利了？”

我笑了笑说：“湖北要搞水电工程，不了解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不行啊！”

沈秘书说：“首长要注意劳逸结合。”

我理解沈秘书的好意，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个大概，只能叫做临阵磨枪。”

我从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19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有改善长江航道并利用水力发电的设想，为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眼光和胆魄深感佩服。

我又详细地查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资料，比较系统地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就十分重视长江流域水利的开发，做过许多重要指示，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进行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和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研究，如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6年6月，毛主席提出“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余人，勘察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主持了讨论会议，党中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论证的方针。十几年来，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我国有关部门和关心三峡的人们，对三峡工程建与不建、早建与晚建以及建设方案等，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经过查阅资料和对三峡的三斗坪和太平溪的多次勘察，三峡水利更加吸引了我。我在与省有关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拟订了在三斗坪建坝的方案。

1969年10月，毛主席再次来武汉视察，我和张体学等同志向毛主席提议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我们在东湖客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说：“报告主席，关于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解决能源问题的设想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先由体学同志向主席做详细汇报。”

张体学同志把带来的地图摆在桌子上，拿出了设想方案，向主席汇报。

此时主席先说：“体学同志是老湖北人，你在汉江上游建造了一个丹江口水库发电站，淹了河南一部分土地，河南人收益小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体学同志回答：“基本上解决了，有的问题正在解决中。”

主席说：“体学兴建大型水电站，有些经验，有发言权。思玉同志你打仗行，但你们想在中国第一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能行？有把握吗？”

我回答：“实践中学习再学习，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论证，认为还是有把握的。”

主席笑着说：“你们胆大，有股革命干劲，精神可嘉，你们谈一谈，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

主席笑着说：“你们说投资30多亿，我看一上马就要50亿之多。”

主席笑着摇着手说：“‘高峡出平湖’是我写诗说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个叫什么的？（回答：林一山）这个人有股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怎样把长江沉淀的泥沙解决，水土保持是一大难题。我说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到金沙江要修两个坝。长江是金沙江、岷江、乌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汇聚而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四川实际上是六川。思玉同志你去过三峡吗？”

我回答：“没有。”

主席说：“你可以坐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顺流而下。”（之后，我就乘海军的两艘炮舰顺长江逆流而上到万县，因武斗没能到达重庆就返回来了。）

主席说：“你们敢想敢干，但缺乏必要的科学资料，设计复杂，施工条件不成熟，上了马至少几十亿之多，你们考虑了没有？若打起仗来万一敌人用原子弹轰炸，这股水汹涌而下，长江下游首当其冲是宜昌、沙市、武汉三镇，九江、安庆、南京、上海等城镇可能会被水淹掉……这可是要慎重行事的哟。”

这时只见主席打着手势说：“当前在中国长江上兴建第一坝水电站，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目前在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当时，毛主席从国际形势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出发，是综观全局做出的正确决定。

我们很理解毛主席的决策，即使不考虑战争因素，就当时的国力和技术力量而论，修建三峡大坝也是难以办到的。

这也是我们先前所考虑到的，于是我们说：“如果三斗坪地区不行，我们同有经验的人研究多次，考虑第二方案，拟在宜昌上游西陵峡口靠近市郊葛洲坝修建低水头坝大型发电站。”

我和张体学随即又拿出一张地图摆开，照图叙述：长江穿越三峡，江面300米，至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水流急转由东向南，江面增至2200米，水流变缓。在峡口南津关下游3公里处，江心凸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为葛洲坝，它们把江水分成三股水流，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二江、三江。

我们设想在葛洲坝和西坝上建低水头坝，拦截大江、二江和三江，正常蓄水位60多米，水库总库容15亿至16亿立方米，既可发电，又能改善航运，还能积累经验，为尔后修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创造条件，实现主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

1970年9月18日，陪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考察

主席听后笑着说：“哎呀，这是后人的事情了。”

张体学说：“我们再仔细勘察葛洲坝现地情况再向周总理汇报。”

即使因战争低坝被炸垮，最多有八九亿立方米水量下泄，宜昌至沙市河段河槽内可以容纳，不至于危害武汉及下游城市。

毛主席听完第二方案后笑着点点头说：“这个方案比较有道理，万一低坝被炸，对下游影响不大，赞成兴建此坝。”

主席又强调指出：“在设计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即救船（通航）、救水（防洪）、救鱼（解决中华鲟由下游到上游繁殖问题）〕。”

主席最后说：“此事要报告周总理，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研究，由中央做决定。”

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我心里很激动，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

待主席讲完后，我立即表示：“我们一定遵照主席指示，向周总理报告，并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及时将毛主席赞成修建葛洲坝的喜讯向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和湖北省委常委做了传达，常委们深受鼓舞，立即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葛洲坝工程设计组进行勘测论证，制订实施方案，提呈国务院审定；同时，组建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进行人力物资方面的准备。

1970年8月2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国务院、毛主席呈送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周总理、几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一致同意兴建葛洲坝工程，并指示抓紧准备工作。

当时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同志，多次亲临武汉和葛洲坝，听取汇报，勘察现场，观看模型和水工试验，进行可行性研究。

我多次与钱副部长交谈并诚恳地说：“我当了一辈子兵，搞水利可是门外汉。在长江上筑大坝，是盘古开天地以来头一回的事。我们正要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大事，既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又是责任重大的大难事。只有依靠你们这些工程技术专家，闯关过卡，才能把这大事办好。”

钱正英副部长肯定地说：“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广大工人和解放军的积极性，一定能把毛主席首肯的大事办好。”

我直截了当地说：“正英同志，今后工作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难免会说些外行话，甚至做些帮倒忙的事，请你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毫不客气地及时提出，以免给工作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钱副部长说：“我听说司令在百忙中看了很多关于长江兴修水利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

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请转告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能当好你们和工程的后勤部长，也就问心无愧了。”

根据周总理“抓紧准备工作”的指示，需要尽快组成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临时领导小组。我考虑：张体学同志原是湖北省省长，又有搞丹江口水利工程的经验，是有名的搞水利的积极分子，因此建议张体学同志担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张体学同志却提出：“搞水利工程我双手赞成，在工程建设中我应全力以赴，这是义不容辞的，但领导小组最好还是由曾司令员你亲自挂帅。”

我从全面考虑仍坚持说：“体学同志，在工作中会有一些阻力，这是可以预料的，有困难我们共同来解决，你就把这件大事先抓起来吧。”

最终由张体学同志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统一领导开展筹建工作。由长办等单位抽调1000多人，担负勘测设计任务。从丹江口、马颊河、黄龙滩等工地抽调1.2万多人，组成12个施工团，并派第一军一团担任工地现场警卫任务，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