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回响与启示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在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已从科幻想象蜕变为日常现实，却鲜有人真正了解这条蜿蜒曲折的来路。《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带领读者了解人工智能从孕育到爆发的完整历程，同时引领读者从书中寻找对未来的启示。

　　《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以“编年史”为叙事架构，将人工智能发展大致划分为“孕育”“寒冬”“复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细分为多个转折点，采用讲故事的手法将复杂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从专业理论和技术突破过程转化为科学家们的“探索故事”，使枯燥的科普类读物显得生动活泼。

　　书中详细描述了人工智能遭遇的多次“寒冬”——当乐观预期未能实现，资金撤离、研究停滞的艰难时期。这些历史低点恰恰构成了全书的精华部分，提醒我们，技术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浪漫旅程，而是充满试错与反思的艰难攀登。作者通过这些历史教训，巧妙地解构了当下对人工智能要么过度追捧、要么过度恐惧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一种更为平衡和理性的技术观。

　　这部书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其中国视角。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历史大多由西方叙事主导，而陈宗周系统梳理了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发展轨迹。这种非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观不仅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空白，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种视角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

　　面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陈宗周既没有陷入盲目乐观，也没有坠入悲观想象，而是采取了一种谨慎且开放的态度。他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边界和社会影响从来不是科技本身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更应该是全人类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这就避免了唯科技论所导致的人性缺失，人工智能绝不是冷冰冰的奇技淫巧，而是基于人伦理性的温情符号，这就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纳入一个可控系统，而非成为人类发展史的对立面，恐惧和排斥、极端与放任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发展人工智能所应有的理性态度，可喜的是，作者用中国式的解读赋予了人工智能人文色彩，让我们可以预见，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人工智能可能引领未来世界潮流，我们拭目以待。

　　书中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隐私问题、算法偏见等挑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这些探讨不是简单的警示，而是启发读者思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伦理规范和人文关怀来引导技术向善。他关注技术背后的人——那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关注技术面前的普通人——如何适应智能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变革。这种人文视角使本书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史著作，成为一部思考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具有哲学思辨的科技类作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七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带有哲学意蕴的判断：人类永远是社会的主体，一切科技的存在必定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石上，离开了这一点，人类的科技便没有未来。只有深刻理解人工智能如何走到今天，我们才能更好地塑造它明天的模样。这或许正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它不仅是对过去七十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七十年的启迪。

　　作者始终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与当下社会的交织。在书中，陈宗周直面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真问题”：当AI替代流水线工人、客服甚至程序员时，如何应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当深度算法可以伪造视频、声音时，如何守护信息时代的“真实性”？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公共利益？当AI在医疗诊断、司法量刑中拥有“决策权”时，如何界定责任边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既不盲目乐观于“AI拯救世界”的幻想，也不偏激悲观于“AI威胁人类”的焦虑，而是倡导一种“理性共生”的态度：人工智能是人类工具的延伸，也是人类文明的镜子，其发展的方向，终究取决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与坚守。

　　《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也并非完美无缺。书中对近年技术突破的叙述稍显简略，部分关于未来的预测也可能需要结合最新进展进一步补充。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一部历史著作的意义，从来不是预测所有未来，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梳理，为理解未来提供坐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无疑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