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作证！西夏陵申遗成功，终于成中国第 60 项世界遗产

当地时间 2025 年 7 月 11 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投票大厅里，一记清脆的表决声落下，“西夏陵”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消息传回国内，贺兰山脚下的这片千年陵寝群再次成为焦点，而中国世界遗产总数也由此定格在 60 项。

这不是一处普通的古代陵墓遗址。当人们顺着银川平原的地势向西眺望，贺兰山的轮廓如巨龙横卧，山脚下的 9 座帝陵、271 座陪葬墓，在近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序排布，与苍茫戈壁、丹霞地貌构成独特的景观。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片沉睡千年的遗址，藏着 11 至 13 世纪中国西北多民族交融的密码，也见证着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盛景。

很多人对西夏的印象，或许来自历史课本里的只言片语，或是影视剧中神秘的西夏文字。这个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从 1038 年李元昊称帝到 1227 年被蒙古所灭，存续近 200 年，历经十帝，疆域横跨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及内蒙古西部，恰好扼守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而西夏陵，正是这个王朝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也是解读西夏文明最直接的钥匙。

一、夯土为骨：藏在建筑里的文明交融

贺兰山的风沙掠过千年，西夏陵的夯土陵塔依然矗立。这些陵塔如今只剩实心夯土堆，外层的木结构早已在岁月侵蚀中消失，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不同文明碰撞的痕迹。

西夏陵的选址极具讲究。它坐落于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这里既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也是湿润与干旱气候的过渡带。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却在建立王朝后选择在贺兰山脚下营建固定的陵寝，这种选址思路明显借鉴了中原王朝 “背山面水” 的陵寝规制 —— 东望银川平原的灌溉绿洲，西靠贺兰山的天然屏障，既符合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念，又兼顾了游牧民族对山脉的敬畏之情。

走进陵区，这种交融感更加明显。9 座帝陵成组分布，每组 2 到 3 座，周围环绕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墓，整体布局严整有序，延续了唐宋帝陵的集中式布局传统。但与唐宋帝陵坐北朝南的轴线不同，西夏陵的核心建筑轴线呈北偏西方向，这一独特设计源自党项族 “鬼神居中” 的传统信仰，认为偏离正南可以避开鬼神侵扰。这种对中原制度的承袭与民族习俗的坚守，在陵寝布局中形成了奇妙的平衡。

陵塔是西夏陵最具标志性的建筑。这些陵塔初建时为 5 层、7 层或 9 层高的实心八角密檐塔，层级皆为单数，契合佛教 “单数为吉” 的理念。从形制上看，它们吸纳了中原佛塔的建筑样式，却又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审美意趣 —— 塔身线条简洁硬朗，没有中原佛塔的繁复装饰，更贴合党项族质朴务实的性格。考古人员在 3 号陵陵塔的夯土中发现了白石灰等特殊材料，这些材料经过精心调配，与夯土分层筑造，让陵塔历经千年风沙和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每层约 10 厘米厚的夯土层理分明，展现出西夏工匠高超的营造技艺。

除了陵塔，陵区内的阙台、碑亭、月城等建筑也处处可见交融痕迹。阙台是帝陵入口的标志，西夏陵的阙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呈方形，这种形制源自中原，但规模比唐宋阙台更小，更适合西北的地理环境。碑亭遗址中，考古人员清理出大量碑刻残块，4755 块残碑里，大多是西夏文，少数带有汉字，其中两块最大的残碑上还雕刻着龙纹和花草浮雕，背面残留着描金字痕迹。龙纹是中原皇权的象征，西夏文是党项族的自创文字，鎏金工艺则常见于西域文化，三种元素出现在同一块碑刻上，生动诠释了文明交融的深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陵区内的 32 处防洪工程遗址。贺兰山夏季多雨，容易引发山洪，西夏人在陵区内修建了多条防洪沟和挡水坝，采用 “分流疏导” 的思路，将山洪引向陵区外侧。这些防洪设施的营造技术，既借鉴了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经验，又结合了西北戈壁的地质特点，用夯土和石块混合筑造，兼顾坚固性和排水效率。如今，这些防洪遗址依然发挥着作用，守护着这片千年陵寝。

1974 年，6 号陵出土的一件绿釉鸱吻，更是将这种交融推向极致。这件鸱吻高 152 厘米、宽 92 厘米，呈龙头鱼身状，通体饰鳞纹，施绿釉，釉面光亮。鸱吻是中原传统建筑中用于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用于辟邪祈福，而西夏的这件鸱吻，龙头比例更大，鱼尾分叉更明显，融入了党项族对水生生物的崇拜。它既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鸱吻相似，又独具民族特色，成为西夏吸收中原文化并加以创新的直接物证。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曾说，通过西夏陵的发掘和现存建筑可以看出，西夏对中原文化不是简单学习模仿，而是学习并创造性转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二、文物为证：解锁丝绸之路的枢纽密码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出土文物就是流动的文明印记。在西夏陵博物馆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它们不仅展现着西夏高超的工艺水平，更解锁了这个王朝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繁荣过往。

1977 年，101 号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牛，是西夏文物中的珍品。这尊铜牛身长 130 厘米、宽 38 厘米，重 188 公斤，内部空心，外表鎏金，采用中国传统的外范内模浇铸技术制作而成，融合了雕塑、铸造、鎏金、焊接、抛光等多种工艺。铜牛造型生动逼真，肌肉线条流畅，牛角弯曲有力，仿佛下一秒就要迈步前行。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介绍，这尊铜牛出土时位于墓葬甬道左侧，与右侧的石马相对，牛头朝内，马头朝外，这种摆放方式暗含着党项人 “乘马出则征战，牵牛入则耕作” 的生活状态。这一细节生动反映了西夏社会的经济形态 —— 从纯粹的游牧经济，逐渐转变为农耕与畜牧兼营的经济模式。而鎏金铜牛所采用的铸造和鎏金工艺，与中原地区宋代的工艺高度相似，显然是民族间技术交流的成果。

在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中，钱币是解读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线索。考古人员在陵区内发现了大量宋、辽、金时期的钱币，也有西夏自己铸造的 “天盛元宝”“乾祐元宝” 等钱币。这些钱币的出土，证明西夏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更重要的是，陵区内还发现了少量西域风格的料珠、孔雀石珠饰，以及可能来自中亚的丝绸残片，这些文物足以说明，西夏不仅与周边政权交流密切，还通过丝绸之路与更远的西方世界保持着联系。

宁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指出，西夏王朝所处的位置，恰好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与居延道的关键节点。西夏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通过朝贡、榷场、互市等形式，与宋、辽、金、吐蕃甚至远在西方的大食等政权和民族开展贸易。西夏陵出土的这些文物，正是西夏作为丝绸之路中继枢纽，参与欧亚大陆东西方跨区域、长距离商贸交流的直接实证。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西夏文的创制与使用，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西夏文是李元昊称帝后，命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的，共有 6000 多个字符，字形方正，笔画繁复，与汉字既有相似之处，又独具特色。在西夏陵的碑刻残块中，经常能看到西夏文与汉字并存的情况，有的碑刻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字，两种文字记录的内容基本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认为，西夏文的创制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党项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却主动借鉴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字，这既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也展现了自身文化的自信。而西夏文与汉字在碑刻中并存，说明当时西夏社会中，两种文字都被广泛使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深入到日常层面。

除了文字，佛教文化的传播也在西夏陵留下了深刻印记。西夏王朝崇尚佛教，李元昊称帝后便派人前往中原求取佛经，并组织僧人翻译。在西夏陵的陵塔形制中，佛塔元素的融入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陵区内出土的大量佛教造像、经卷残片，更是直接反映了佛教在西夏的盛行。这些佛教文物既有中原佛教的风格，又融入了吐蕃佛教的元素，说明西夏佛教是在吸收多元佛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从侧面印证了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传播通道。

从绿釉鸱吻的建筑美学，到鎏金铜牛的工艺融合，再到西夏文与汉字的并存共生，西夏陵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这些文物串联起的，不仅是西夏王朝的兴衰史，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三、申遗之路：千年遗址的当代守护

西夏陵的申遗之路，走了整整 20 年。从 2005 年正式启动申遗准备工作，到 2025 年成功列入名录，背后是无数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是对千年遗址当代守护理念的践行。

早在 1988 年，西夏陵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家层面重点守护的文化遗产。2017 年，西夏陵成为宁夏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身份的转变，标志着西夏陵的保护从单纯的文物修复，转向了 “保护、展示、利用” 相结合的综合模式。

考古发掘是了解西夏陵的基础，也是保护工作的前提。自 1972 年正式启动考古调查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进行了多次系统性发掘。特别是 2012 年至 2016 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不仅厘清了 3 号陵的建筑布局和结构，还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为解读西夏陵的价值提供了关键依据。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严格遵循 “最小干预” 原则，对出土文物进行及时修复和保护，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处理，最大限度保留遗址的原始风貌。

防洪是西夏陵保护的重要课题。贺兰山的山洪一直是威胁陵寝遗址的主要自然因素，历史上多次山洪对陵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守护遗址，文物工作者在深入研究西夏时期防洪工程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水利技术，对原有防洪设施进行修复和加固，同时新建了部分防洪堤和排水系统，形成了完善的防洪体系。这些措施既有效抵御了山洪威胁，又最大程度保留了历史原貌，实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在保护的基础上，西夏陵的展示利用也在不断创新。如今的西夏陵景区，以 110 国道为界，西侧为遗产区，保留了遗址的原始风貌，游客可以沿着木栈道参观帝陵遗址，近距离感受千年陵寝的庄严与厚重；东侧为文旅综合服务区，包含西夏陵博物馆、数字文创体验中心等场馆，通过文物展示、数字投影、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西夏文化。

西夏陵博物馆是展示西夏文明的核心载体。馆内通过 “神秘的西夏”“西夏王陵的探索” 等主题展览，系统展示了西夏陵的考古成果和西夏文明的历史脉络。其中，“鎏金铜牛”“绿釉鸱吻” 等珍贵文物常年展出，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欣赏这些文明的瑰宝。数字文创体验中心则利用现代科技，复原了西夏陵的原始风貌和西夏王朝的生活场景，游客可以通过 VR 技术 “走进” 西夏宫殿，感受西夏文化的魅力。

2024 年 8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团队对西夏陵进行现场技术评估，对西夏陵的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评估报告认为，西夏陵的保护措施科学有效，既保留了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2025 年 5 月，世界遗产中心给出 “直接列入” 的评估结论，为西夏陵的申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表示，西夏陵的申遗成功，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更因为其保护工作践行了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

四、60 项遗产背后：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延续

西夏陵的申遗成功，让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60 项。从长城、故宫到莫高窟、鼓浪屿，再到如今的西夏陵，这 60 项世界遗产涵盖了古建筑、古遗址、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等多种类型，串联起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延续脉络。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西夏陵？在众多待申遗项目中，西夏陵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少有的能够完整见证多民族交融历史的遗址。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单一文明遗址，西夏陵所代表的西夏文明，是在吸收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多元交融的特征，恰好契合了世界遗产 “突出普遍价值” 的核心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西夏陵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见证，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与党项习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与丧葬传统，并见证了西夏王朝在公元 11 至 13 世纪丝绸之路文化与商业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西夏陵的世界价值，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在众多申遗项目中脱颖而出。

从更深层次来看，西夏陵的申遗成功，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印证。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文明的延续，而是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共同构成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虽然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它所创造的文明，却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家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陵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民族如何在交流中互鉴，在融合中共生，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

如今，走进西夏陵，人们不仅能感受到千年遗址的历史厚重，更能体会到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仍在继续探索，不断揭开西夏文明的神秘面纱；在这里，游客们通过参观游览，了解多民族交融的历史，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这里，当地群众依托文化遗产发展文旅产业，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贺兰山的风还在继续吹，西夏陵的夯土陵塔依然矗立。它见证过西夏王朝的鼎盛，经历过岁月的侵蚀，如今在新时代重新绽放光彩。作为中国第 60 项世界遗产，西夏陵不仅为世界遗产名录增添了新的活力，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与包容，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范本。

当我们回望这 60 项世界遗产，会发现每一项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每一项都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从长城的雄伟到故宫的恢弘，从莫高窟的绚丽到西夏陵的厚重，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保护技术的进步，西夏陵还将解锁更多历史密码，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文明交融的故事。而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也将继续前行，让更多千年遗产在当代焕发生机，让中华文明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贺兰山作证，千年西夏陵，终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属于它的光彩。而这光彩背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民族包容互鉴的精神内核，更是文化遗产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