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归来，我戒不掉眼泪和肥膘

我到朝鲜的第一顿晚饭，就懵了。

圆桌中间摆着个锃亮的不锈钢盆，里头堆着小山似的红烧肉，油光发亮，酱汁浓稠，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颤巍巍地摞着，热气裹着肉香直往人脸上扑。旁边还有整条的糖醋鱼、铜碗装的参鸡汤、辣白菜炒肉、甚至有一碟在平壤稀罕得像黄金的油焖大虾。

“我操，”坐我旁边的东北大哥老王压低声音，“这他妈是朝鲜？比咱那嘎达过年还硬啊！”

导游金善姬站在桌边微笑，她穿一身深蓝色套裙，别着领袖像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各位中国同志，请用餐。这是朝鲜人民的一片心意。”

我们十六个中国游客面面相觑，然后筷子像雨点似的落下去。肥肉入口即化，瘦肉酥烂入味，酱汁拌饭能吃三大碗。老王吃得满嘴流油，含糊不清地说：“金导，你们平时也这么造？”

金善姬的笑容僵了0.1秒：“在伟大领袖的关怀下，朝鲜人民的生活很幸福。”

我注意到她的喉结动了一下。那是咽口水的动作。

半夜我窜稀了——肥油吃多了，肠胃受不了。蹲完厕所路过厨房，看见一幕：几个朝鲜服务员围着一个大盆，盆里是我们晚上剩的菜。一个瘦得像竹竿的大妈小心翼翼地把没动过的红烧肉挑出来，一块块装进饭盒。她的动作那么轻，那么专注，仿佛在收拾金条。

她看见我，手一抖，肉掉回盆里。

“对不起，”我用蹩脚的朝鲜语说，“我，找水。”

她没说话，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我。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味。我接过水时，看见她手腕上有一块表——表盘是裂的，指针永远停在三点。

第二天去参观平壤第一百货。货架上空空荡荡，摆着些中国产的毛巾、肥皂、塑料盆。一个朝鲜妇女拿着粮票和皱巴巴的朝元，买了半块肥皂，像捧着宝贝似的揣进怀里。她身边的小男孩盯着糖果柜台，眼睛瞪得溜圆。那柜台里只摆着三包糖，包装纸都褪色了。

我摸兜，有两块大白兔奶糖，是出发前媳妇塞的。我趁导游不注意，塞给小男孩。他妈脸色煞白，像接到炸弹，左顾右盼，最后飞快地把糖藏进孩子口袋，拉着他就走。小男孩回头看我，眼神里有东西——不是感谢，是恐惧。

那天晚饭又是红烧肉。我吃不下，看着那一盆油汪汪的肉，胃里翻腾。

“咋啦兄弟？”老王捅我，“不吃给我，这肉真他妈香。”

“王哥，”我小声问，“你说朝鲜老百姓，能吃上这肉不？”

老王愣了下，摆摆手：“操那心干啥，咱是来旅游的。”

晚上我睡不着，溜达到酒店小卖部——只对外宾开放。货架上摆着中国啤酒、俄罗斯巧克力、甚至还有可乐。标价是欧元。我买了两罐啤酒，坐在大堂吧台喝。金善姬在值夜班，坐在角落里登记什么。

我拎着啤酒走过去：“金导，喝一个？”

她吓了一跳，摆手：“工作时间不能喝酒。”

“那就聊聊天。”我拖了把椅子坐下，“金导，你中文咋这么好？”

“在外国语大学学的，”她低下头继续写表格，“学了四年。”

“想去中国看看不？”

她笔尖一顿，没说话。

“北京烤鸭，四川火锅，广东早茶，”我像报菜名似的，“比这红烧肉好吃多了。”

她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灯光下亮得吓人：“林同志，请不要说这种话。”

“哪种话？实话？”我灌了口啤酒，“金导，咱都是社会主义兄弟，说点实在的。你们老百姓，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

金善姬盯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然后她突然笑了，笑得我毛骨悚然：“朝鲜人民很幸福，不需要中国同志担心。”

“我媳妇的姥姥，”我不接她的话，自顾自说，“六零年饿死的。临死前想吃口鸡蛋，没有。全家翻箱倒柜，最后在鸡窝里摸出个软壳蛋，还没打进碗里，老太太就断气了。”

金善姬不笑了。

“我爷爷那会儿在供销社，”我继续说，“偷过糖。不是为自己，是为我爹。我爹得了猩红热，医生说吃糖能补充体力。爷爷偷了一两白糖，被抓住了，挂牌游街。后来他常说，要是现在，他宁愿去抢银行，也不让孩子没糖吃。”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金善姬声音发颤。

“因为你们那小男孩看糖的眼神，跟我爹当年一模一样。”

长久的沉默。远处传来平壤罕见的汽车声。

“二百克。”金善姬突然说，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普通市民，每月肉票二百克。瘦肉要留给老人、病人、儿童。像我们这样的健康成年人…”她没说完。

“那这红烧肉…”

“特供。”她吐出一个词，“只给外宾。外汇，你们懂吗？你们吃的不是肉，是美元，是欧元，是人民币。”

我愣愣地看着手里的啤酒罐。铝罐上凝结的水珠像眼泪。

“我妹妹，”金善姬盯着桌面，“去年得了肺结核。医生说需要营养，要多吃肉。我爸把家里攒了三个月的肉票全换了五花肉，炖了一小碗。我妹吃了两口，不肯吃了，说‘留给爸爸妈妈姐姐’。她死的时候，十六岁，体重不到七十斤。”

她说完，起身就走，背影挺得笔直。

我坐在那儿，把两罐啤酒全喝了。喝到第二罐时，老王下来了，看我一个人坐着，拍拍我肩膀：“兄弟，咋还emo上了？走，哥屋里还有瓶二锅头，咱整点？”

我说：“王哥，你记得粮票不？”

老王愣了下：“咋不记得？小时候为丢半斤粮票，我妈把我吊起来打。”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放开了吃肉，是啥时候不？”

老王眯起眼睛：“八九…八八年？不对，九零年！我结婚，摆了三桌，每桌一盘红烧肉！好家伙，那帮孙子吃得，盘子都舔干净了！”

我们俩对着笑，笑着笑着，老王不笑了。

“操，”他说，“我懂了。”

第二天参观少年宫。孩子们表演，歌舞整齐得像机器。结束后，他们排队领点心——每人半块饼干。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孩子拿到饼干后，都不是立刻吃，而是小心地用手帕包好，放进书包。

金善姬站在我身边，轻声说：“带回家，和弟弟妹妹分。”

我鼻子一酸。我想起我爹说过，他小时候得到一块桃酥，揣在兜里三天舍不得吃，最后都碎了，就着凉水，一点点抿完。

最后一天，离别宴。又是一大盆红烧肉。我一口没动。

老王也没动。一桌人看着那盆肉，没人伸筷子。

金善姬有点慌：“是菜不合口味吗？我让厨房重做…”

“金导，”我站起来，“这肉，我们想打包。”

全桌人都看我。

“打包，”老王也站起来，“对，打包！带回去…带回去慢慢吃！”

金善姬脸色变了：“这不符合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从兜里掏出五百人民币——在朝鲜，外宾只能用外汇，“这肉我们买了，行不？您给厨房的同志分分，就说…就说中国同志的心意。”

金善姬盯着那几张红色钞票，手在抖。最后她接过钱，深深鞠了一躬，端着那盆几乎没动的红烧肉走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她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是我那五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朝鲜语写的。我后来找人翻译，上面写着：“肉分给厨房工人的孩子们了。他们说，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东西。钱不能要，朝鲜人穷，但有骨气。谢谢你们，让我们的孩子尝到了饱的味道。”

火车开动时，金善姬在站台上挥手。车开出老远，我看见她还站在那儿，蓝色套裙在风里飘着，像一面褪色的旗。

敬红烧肉。
敬挨过饿的所有人。
敬还饿着的所有人。
敬这狗日的人间，还能有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