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带货作者跃升计划#“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
1937年8月7日,南京城的空气闷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国民政府的会议室里,一群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大人物正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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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为了保命还是保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角落里那个搞特务出身的戴笠,突然站了起来,冷冰冰地扔出了这么一句话,紧接着,他又说了一个关于“猪”的比喻,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听傻了。
01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一翻,看看当时的南京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
你说这1937年的夏天,本来就热,再加上卢沟桥那边枪声一响,整个国民政府的高层,那心态早就崩了。大家伙可能觉得,日本人都在华北动手了,南京这边肯定立马就要拍桌子干仗是吧?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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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南京城,那就是一口煮开了的沸水锅,表面上咕嘟咕嘟冒泡,底下的柴火却都要烧没了。蒋介石作为当家人,那时候的日子是真的难过。你看看他那段时间的日记就能明白,这人心里是有多纠结。
7月7日事变爆发,按理说这都打到家门口了,没啥好说的。可蒋介石手里的笔杆子在纸上划拉来划拉去,写出来的全是“忍”字。到了7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宜宣战。哪怕到了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了那个著名的谈话,嘴上说得挺硬气,什么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但在私底下的日记里,他还在那儿算账,琢磨这宣战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还得再研究研究。
这也不能全怪他怂。咱们得讲句公道话,那时候中国的家底子确实太薄了。这就好比一个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的穷汉,面对一个拿着洋枪洋炮的强盗,你让他直接抄起扁担就上,他心里能不哆嗦吗?
蒋介石心里清楚得很,这一仗只要一开打,那就是个无底洞。这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一点点工业基础,那点所谓的“黄金十年”攒下的瓶瓶罐罐,搞不好几天就得赔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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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啊,整个7月份,南京那边就在这种磨磨唧唧的状态里耗着。何应钦那帮人天天开会,今天研究战略,明天研究声明,搞出来的文件全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一会儿说要准备全面战争,一会儿又说要不还是算了吧,要是断绝了外交关系,日本人把海上通道一封锁,咱们连个螺丝钉都买不进来,这仗还怎么打?
这种论调在当时的高层圈子里特别有市场。大家都觉得,能不打最好别打,哪怕是赔个礼、道个歉,或者把驻军换一换,只要日本人能消停点,这面子丢了也就丢了。
甚至还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说能不能把卢沟桥事变就当个地方冲突处理了,别把南京中央政府扯进去,让地方上自己去背这个锅。你听听,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人做着这种缩头乌龟的梦。
这就是1937年8月初南京的真实写照。上面的人在犹豫,下面的人在观望,老百姓在惊恐。整个国家就像一艘破破烂烂的大船,眼看着前面就是冰山,掌舵的人却还在犹豫是不是该转个弯。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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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月7日这天,局势逼得没办法了,国民党不得不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
这场会议,那场面可是真够大的。你平时能在报纸上见到的那些大军阀、大政客,基本上都来了。蒋介石这次也是下了血本,为了把广西的那两位“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请过来,特意派了一架飞机,还是让德国飞行员开着去桂林接人。
要知道,这李宗仁和白崇禧跟蒋介石那可是老冤家了,以前打内战的时候,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过。现在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是顾不上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了,只要能把人拉过来,怎么着都行。
除了桂系的大佬,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四川的“刘甫澄”刘湘,还有那个倒戈将军冯玉祥,陆陆续续都到了南京。这帮人凑在一起,那气氛微妙得很。表面上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见面拱手作揖,嘴里说着“共赴国难”,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揣着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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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啊,这帮军阀谁不是靠着手里的兵权吃饭的?这要是全面抗战一打起来,自己的部队拉上去拼光了,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蒋介石会不会趁机削藩?会不会拿杂牌军当炮灰?这些问题,在他们脑子里转得比风扇叶子还快。
会议分两场开。白天是在国民政府礼堂,那是个走过场的地方,大家正襟危坐,听蒋介石致辞,听何应钦汇报战况。虽然战报听着让人揪心,但大家还能绷得住。
真正的重头戏是在晚上。地点换到了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这地方一关门,那就是闭门会议了,没有记者,没有外人,只有这帮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佬。
晚上的会议一开始,那火药味就出来了。参谋总长程潜,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有那个军委会的吴思豫,一个个上去汇报。说来说去,核心就一个意思:日本人太强了,咱们太弱了。
这敌我形势一摆出来,会议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华北那边日军那是长驱直入,咱们的防线跟纸糊的差不多。这要是真打全面战争,这仗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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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争论开始了。这一争,就把国民党高层内部那种分裂的状态彻底暴露出来了。
有的人拍桌子说必须要打,再不打中国就亡了;有的人则是愁眉苦脸,说这根本打不赢,还是得想办法谈谈。甚至还有人提出来,能不能把卢沟桥事变就当个地方冲突处理了,别把南京中央政府扯进去,让地方上自己去背这个锅。
你听听,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人做着这种缩头乌龟的梦。他们是真怕啊,怕这一仗打下来,自己的荣华富贵全没了,怕这国民党的江山就这么垮了。
这种畏战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在会议室里蔓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一个能服众的办法。蒋介石坐在上面,脸色铁青,也是一言不发。他心里也在打鼓,这一步迈出去,可就真没回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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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还在那里絮絮叨叨,说什么武器不行、经济不行,拿什么去跟日本人拼命。这老头子平时也是个硬茬,但在这生死关头,他也觉得这仗没法打。
03
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眼看着这会又要开成一个“扯皮大会”的时候,角落里站起来一个人。
这人穿着一身中山装,眼神阴鸷,正是大名鼎鼎的军统头子戴笠。
在那个场合里,戴笠的身份其实挺尴尬的。虽然他是蒋介石的心腹,掌管着特务机构,但在座的那都是封疆大吏、党国元老,论资排辈,戴笠其实算是个晚辈。而且特务这个行当,本来就是干脏活的,在那些正统军人眼里,总是有点上不得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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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种级别的会议,戴笠基本上就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主要是观察谁对领袖不忠诚,谁有二心。但今天,他有点坐不住了。
看着这帮大佬为了自己的那点坛坛罐罐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还有人想去给日本人赔礼道歉,戴笠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他这个人虽然干了不少坏事,杀人越货、迫害异己那是家常便饭,但在抗日这件事上,他的脑子却是出奇的清醒。
这倒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道德情操,纯粹是出于一种职业特务的敏锐直觉和利益算计。
戴笠心里清楚得很,日本人那边的特务机关可不是吃素的。那个土肥原贤二,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日本间谍,早就把中国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如果不打仗,继续这么不仅不慢地耗着,日本人的渗透只会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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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别说他这个军统局了,就是整个国民政府,都得被人家从内部给瓦解了。和平时期,特务的作用也就是抓抓异己,搞搞暗杀,地位始终有限。但一旦打起仗来,那是乱世,乱世才是特务大显身手的时候。情报、刺杀、破坏,这些活儿在战争年代那可是刚需。
所以,对于戴笠来说,打,才有活路;不打,就是死路一条。
看着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还在那里絮絮叨叨,戴笠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直接站了起来,打断了那位元老的话。
全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大家都很惊讶,这个平时躲在阴影里的人,今天要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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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戴笠也没跟这帮大人物客气,更没有引经据典地说什么之乎者也。他张嘴就来了一句特别糙的大实话。
他看着满屋子的高官,一字一顿地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这比喻一出来,在场的人脸都绿了。
戴笠的意思很直白,他说这就好比是过年杀猪。猪平时吃得饱饱的,长得肥肥壮壮的,那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等到过年的时候,让人家一刀宰了吃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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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太难听了,但也太真实了。
你想啊,如果不反抗,就算中国现在有点家底,有点经济建设的成果,那在日本人眼里是什么?那就是一块待宰的肥肉啊。你越是忍让,越是想保全实力,日本人就越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兵不血刃地把这些东西全拿走。
现在的中国军队,虽然装备差,虽然训练不行,但如果大家都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还想着当那个吃饱了混日子的猪,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人家按在案板上放血。
戴笠这话里话外,其实还透着一股狠劲。他也是在告诉这帮大佬,别以为投降了或者求和了就能保住现在的荣华富贵。在日本人眼里,你们也就是一群看家护院的狗,或者是养肥了的猪,到时候想杀就杀,想剐就剐,根本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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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杀猪论”,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些主和派的脸上。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那些刚才还嚷嚷着要和平、要谈判的高官们,一个个都不吭声了。虽然这话糙得刺耳,但道理却是无法反驳的。大家都听出了一身冷汗,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那头待宰的猪,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连蒋介石坐在上面,听了这话也是若有所思。这话虽然难听,但却正好戳中了他的痛处。他也明白,日本人这次是冲着灭亡中国来的,不是要点赔款割点地就能打发的。再不拼命,真的就只能当猪了。
戴笠这一站,这一说,虽然没有立马改变所有人的想法,但却像是在沉闷的湖水里扔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它打破了那种虚幻的和平幻想,把血淋淋的现实直接扒开了摆在桌面上。
这也就是戴笠这个人的特点,他狠,他毒,但他看问题有时候比那些读了一肚子书的秀才要透彻得多。因为他是混江湖出身的,他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有豁出命去干,才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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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这次会议之后没几天,也就是8月13日,淞沪会战就真的打响了。
事实证明,戴笠的那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人的野心,根本就不是华北那几个省能填满的。他们要把战火烧到上海,烧到南京,烧到整个中国的腹地。
国民党高层这次也是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为了把日军的主力从华北吸引到长江流域,避免他们直接从北边包抄下来,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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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打得那是真惨烈。戴笠说的“哀兵必胜”,在战场上变成了无数年轻士兵的血肉长城。
你想想看,当时的上海,那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巨大的绞肉机。中国军队拿出了所有的家底,中央军、川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能上的全上了。70多万大军填进去,就像是往火炉里扔煤块一样,瞬间就烧没了。
那个惨状,简直没法形容。有的部队刚上去几个小时,整编整编地就没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那是真不含糊,对着阵地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咱们的战士呢,很多手里拿的还是老旧的步枪,有的连钢盔都没有,就凭着一腔血肉之躯往上顶。
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那就是当时的一个缩影。谢晋元带着那几百号人,守着那么个破仓库,孤军奋战,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还没有亡,中国人还在打。
还有那个空军的沈崇海,开着飞机直接撞向了日本人的军舰。那种决绝,那种惨烈,不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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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战里,戴笠的军统也没闲着。他把手下的特工都撒了出去,在上海的弄堂里,在租界的角落里,跟日本人的间谍玩命。搜集情报、刺杀汉奸、配合军队作战。虽然他们以前干过不少脏事,但在抗日这件事情上,这帮特务也算是豁出去了。
不过,日本人的反情报能力也确实厉害。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沦陷了。为了保住军统的有生力量,戴笠也不得不下令撤退。
看着上海滩的繁华化为废墟,看着无数同胞倒在血泊里,戴笠在撤退的路上,大概也会想起他在南京会议上说的那个比喻。猪确实不想死,猪也拼命反抗了,但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淞沪会战虽然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那是一代精英的陨落,是一个国家为了生存所付出的惨痛学费。
但这学费交得值不值?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不打这一仗,如果不把日本人的进攻方向从自北向南改成自东向西,利用长江流域的纵深来消耗他们,中国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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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在南京的绝密会议,那个关于猪的比喻,最终变成了历史书上一个冰冷的注脚。它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挣扎与觉醒。
有些话虽然难听,但只有在那种时刻,才能把人骂醒。戴笠这个人,虽然在很多事情上都让人恨得牙痒痒,但在那个闷热的8月,在那个决定国家命运的会议室里,他站起来说的那几句话,确实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那年白崇禧已经69岁了,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去亡妻坟前待着,风雨无阻。
马佩璋走了之后,白崇禧整个就像丢了魂一样,人都蔫了。
结果四年后,也就是1966年12月2日,他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卧室里,死因到现在也没个准信。说白了,他老婆一走,他的精气神也就跟着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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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戴笠,那个在南京会议上大谈“杀猪论”的特务头子,结局更是让人唏嘘。
1946年的那个雨天,岱山的一声巨响,把他连人带飞机摔成了碎片。他算计了一辈子,算计日本人,算计对手,算计自家人,最后却没算过老天爷的一场雨。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就像个爱开玩笑的老头。当年在南京会议上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有的死在了战场,有的死在了病床,有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暗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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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论的、恐惧的、算计的一切,最后都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尘埃。只剩下那个关于“猪”的粗鄙比喻,像根刺一样,扎在历史的肉里,拔都拔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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