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得知父亲江腾蛟将接受审判，江新德：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

1979年秋，北京的夜风透着凉意，丰台镇西后街的一扇木窗却总是半掩。屋里灯光昏黄，三十多岁的江新德伏在旧算盘前清点废纸张数，她抬头望向母亲时发现，对方的神色比天气更冷。距离特别法庭宣判只剩数周，家里谁也不提那三个字——江腾蛟。

广播里隔几天就滚动播音，被告名单一次比一次清晰。起初，邻居还会好奇探头，如今连他们也学会沉默。江新德的同事庞春兰来串门时，小声问：“要不要去听听公审？”江新德把算盘珠往上一推，淡淡回了一句：“我爸罪有应得。”短短八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墙上，再无人追问。

时间往回拨二十年。1959年，空军某师团部的舞会上，二十岁的李燕平第一次见到年近不惑的江腾蛟。那年他肩章上还是两杠，中等身材，却有股逼人的锐气。李燕平出身工人家庭，参军不久，佩一把医用剪刀穿梭救护帐篷。舞曲停下，他递过来一杯汽水，笑着说：“同志，辛苦了。”不久，两人领取结婚证。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家里热闹得像早市，可在空军大院，荣耀与忧惧总是并行。

1969年夏，林彪集团暗流涌动。李燕平奉命“考察”文工团人员，化名李岩随江腾蛟南下。广州、青岛、武汉，她的登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名字，却很少知道背后真正用途。那时的她觉得自己“在执行重要任务”，心底竟隐约有些得意。1971年3月，江腾蛟急匆匆回家，低声说：“林立果叫我去上海。”短短一句，改变全家命运。

“9·13”事件后，风向骤变。10月，李燕平被带到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同月，江腾蛟遭隔离审查。漫长的问讯中，她交代了所知细节。四年后，李燕平被开除党籍、行政关系下放湖北红安县监督劳动。南方水田里的蚂蟥经常黏上小腿，她拿树枝狠拍才能撕下。被太阳烤裂的田埂提醒着，她曾在京城享受过的便利已经灰飞烟灭。

1979年春，全国重新审查“林、江”体系关联人员。李燕平获准返京等待处理，只带回一个旧皮箱。空军大院早已住进新人，她只能借住在江新德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母女俩常对坐无言，唯一能确定的，是江腾蛟的判决即将尘埃落定。

1980年11月20日晚，法院公告提前张贴。街口小卖部门口挤满了议论的人，江新德买完酱油，远远看了一会儿，没有上前。第二天她对车间党支部说：“判几年我都接受，死刑也行。”这番表态并非刻意装硬气，她深知父亲曾在空军里有多少人追随，一旦罪名洗不清，留给家属的只有更深的猜疑。

宣判那天，扩音器的嗡鸣声盖过冬日的风。江腾蛟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消息传来，李燕平躺在旧木床上第一回睡过了自然醒。她被定为行政十八级，待遇参照退休干部。对外，她面无表情；夜深，她却翻出泛黄的相册，把八个孩子的幼年照片一张张理顺，仿佛想找出哪里开始脱轨。

几年后，江腾蛟被移送太原服刑，家属探视被严格限制。江新德按规定每季度可递一封家书，写不超过三百字。她常在信尾补上一句：“身体要紧。”别无其他。母亲偶尔添上一包削好的红枣干，算是尽到妻子的心。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政策日趋宽松。江腾蛟因病获准保外就医，住进太原郊区一所家属院。院子里能听到孩子们的闹声，也能闻到煤炉味，生活简陋却踏实。李燕平搬去照料，他俩再没有谈过过去的荣光，只讨论蔬菜涨价、煤球质量。江新德带着孙辈探望，进门时只是简单点头：“爸，吃药了没？”江腾蛟拍拍板凳示意坐下，眼角的纹路比往年深了许多。

不得不说，这个家庭最终得以保留完整外壳，已属侥幸。空军档案馆后来整理林彪集团材料，江腾蛟的名字依旧列在要犯名单，可同本案有关的绝大多数执行者早已散落各地，淡出公众视线。至于李燕平，她的晚年薪金不高，却坚持每月拿出一部分去资助烈士遗孤，“那是组织的孩子”，她解释得简短。

历史留给个人的时空往往逼仄，一念之间的取舍，改变了无数人。江新德那句“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既是对父辈的评判，也是对自身和未来的一种自保。她清楚，在奔腾不息的大势里，私人情感终究让位于国家法纪，而这一次，她选择站在后者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