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兵团级少将，他们都是谁，军衔偏低的原因是什么？

1952年进行的全军评级，是1955年大授衔的主要依据之一，按照级别授予相应的军衔，其中兵团级将领，基本上都是中将以上军衔，只有5人较为特殊，仅被授予了少将，那这五人都是谁呢？他们军衔偏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第一位，陈沂，准兵团级，开国少将

革命时期，陈沂并非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将领，他在军中主要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当过八路军幺幺五师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升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在1952年被评为准兵团级，当时全军共有64位将领被评为准兵团级，除了5人未参与授衔，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外，有54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只有四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就包括陈沂。

陈沂因为在革命时期，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缺少领兵打仗的战功，最终导致其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位，段苏权，准兵团级，开国少将

与陈沂恰好相反，革命时期，段苏权一直是带兵冲锋陷阵的军事主官，18岁就担任红军黔东独立师政委。抗战时出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爆发后，段苏权逐渐得到重用，先后出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野8纵司令员等职。

在1952年评级时，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被评为准兵团级，与他职务相同的各大军区空军司令员，基本都是中将。

例如与他搭档的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周赤萍，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曹里怀，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罗元发，都是以准兵团级授予的中将。

而段苏权之所以错失中将，主要原因是红军时期他曾脱离党组织4年之久。1934年时，段苏权奉命率领黔东独立师掩护红二六军团转移，部队被打散后，深受重伤的他只能藏在老乡家养伤，直到1937年才重新回到组织。

结果在大授衔时，这段历史遗留问题被人提出来，导致段苏权仅被授予少将。

第三位，袁也烈，准兵团级，开国少将

袁也烈毕业于黄埔二期，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独立团当连长，南昌起义时，担任营长，而此时的林帅、粟裕都还只是连长和班长。这份资历，别说少将，就是很多中将和上将，也不如他。

抗战时，袁也烈担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是宋时轮上将。解放战争时期，出任山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1952年评级时，袁也烈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被评为准兵团级，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的搭档华东军区海军政委赵启民，则被授予中将军衔，很明显，袁也烈的军衔低了。

至于原因，与段苏权的情况相似，红军时期，袁也烈曾因重伤离队六年之久，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授衔。

第四位，解方，准兵团级，开国少将

在1955年大授衔时，只有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有明确的排名，上将之后基本都是按照职务，或者姓氏笔画排序，并无官方的排名，但解方却是公认的开国少将之首。

解方出身东北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在普遍是泥腿子出身的我军将领中，是佼佼者。

抗美援朝时，解方出任志愿军参谋长，协助彭老总指挥百万大军游刃有余，一向严厉，见人就骂的彭老总唯独没骂过解方，还称赞他是志愿军中的“诸葛亮”，可见解方能力之强。

但由于他参加革命时间较晚，缺少红军经历，加上在军中长期担任参谋职务，最终解方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第五位，贺晋年，副兵团级，开国少将

在1955年大授衔时，级别最高的中将是徐立清，正兵团级，级别最高的少将，当属贺晋年。1952年评级时，42位副兵团级将领，19人上将，22人中将，只有一人是少将。

如果说准兵团级授少将，还说得过去，毕竟不是一个人，但副兵团级授少将，那就是明显低了。

贺晋年作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红军时期是红27军军长，抗战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前往东北，历任东野11纵司令员，四野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

1952年评级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兼东北军区卫戍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在当时的东北，贺晋年俨然成了二号人物。

以他的资历，级别和职务，作为陕北红军的上将代表，授上将一点问题没有。可不巧的是，在大授衔前夕，东北军区一号人物出了事，贺晋年无辜受到牵连，最初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还是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才升了一级，被授予少将军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