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鉴假”的画，拍卖行敢卖8800万？

曾有人炫富时放话：“宫里有的我有，宫里没有的我也有。”但真正的问题是——宫里本该有的东西，为什么会悄悄没了？

近期，一则词条登上热搜：“南京博物院获赠名画现身拍卖市场”。报道来自澎湃新闻，核心信息很简单，却极其刺眼：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出现在北京某艺术拍卖会，估价高达8800万元。

问题在于——这幅画，早在1959年就已经被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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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近代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孙子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祖父旧藏137件（套）文物，其中就包括仇英《江南春》。

这并非孤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人收藏家向国家捐赠文物蔚然成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张伯驹。

当时的共识是：文物进了博物馆，等于进了“保险箱”。

然而，《江南春》的命运，却在两次鉴定中发生了逆转。

1961年，南京博物院组织鉴定，认定《江南春》为“伪作”；1964年，再次鉴定，结论仍为“假”。

结果是：这幅画被剔除馆藏序列，不再被视为博物院文物。

对此，庞家后人始终存疑：当年参与鉴定者，并非专门从事书画研究；鉴定依据并不完整，信息来源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解放前，《江南春》被公认为仇英代表作之一，传承有序，评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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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鉴假”，问题尚属学术争议。

但事情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接下来的去向。

上世纪90年代，仇英《江南春》被南京“艺兰斋”的 陆挺、丁蔚文夫妇购得。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现今的拍卖风波。

换句话说：一件“被认定为假”的画，最终流入市场，且一路升值到8800万元。

这显然不是一句“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搪塞的。

早在2014年，庞家后人就曾要求南京博物院公开当年捐赠文物的去向，未获回应。

2024年，庞家后人正式起诉南京博物院。

博物院以“起诉人并非原始捐赠人”为由拒绝配合，但法院并未支持该说法。

在司法程序推动下，庞家后人终于进入南京博物院库房清点——结果触目惊心：原捐137件文物，少了5件。其中包括：

仇英《江南春》

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

明王绂《松风萧寺图轴》

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

清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这些是什么级别？

国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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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报道后，南京博物院的发了个情况说明，声明没什么实质性内容，最硬核的只有两句话：报道中提及的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

但我们要明白一点，即使是一个鉴定小组，三人的意见也常常不一致，一人认为是假，其余认为是真的比比皆是，所以，南京博物馆要说清楚，究竟是三人都认为是假，还是什么？

此外，如果是“假画”，为何不退还捐赠方？

如果是“假画”，为何能在市场估价8800万？

至于南京博物院声明中所说的"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就更加搞笑了，别人捐的假画，就能随意处置吗?

如果是“合规处置”，为何至今说不清流向？

更讽刺的是——声明中提到的鉴定报告，竟然被打了马赛克。

大哥，这不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呀，干嘛要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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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博史上，并不缺少前车之鉴。

承德避暑山庄文物盗窃案中，文物管理人员李海涛，通过“真换假”“低换高”等方式，盗走馆藏文物259件，其中一级文物5件。

案件之所以暴露，是因为——他在拍卖时，忘了撕掉馆藏标签。

最终，李海涛被判死刑。

这些案例说明：博物馆系统内，确实存在过系统性、长期性的内盗行为。

历史上，南京博物院曾发生过两起非常重大的事件。

1964年12月22日，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跳塔自杀。

1984年11月8日，博物院姚迁院长自缢身亡。

转发一篇冯其庸先生的文章。原文见冯其庸口述、宋本蓉整理记录《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第10章第4节《姚迁事件》节选，商务印书馆，2016年，部分可能妨碍正常阅读的词汇作***处理：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

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

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

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

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后来，南京博物院的姚迁手下的几个人告诉我，姚迁遭到了诬陷。他们想把他弄下来，先是诬陷姚迁生活上有问题，结果姚迁是个非常古板的，正正派派的人，查了半天，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所以这个不能成立。

接连不断地，又说姚迁经济上有问题，因此又查。查了半天，一分钱的毛病也找不着，他根本是奉公守法，朴朴实实的一个人，所以又不能成立。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迁做了鉴定，当时就讲了鉴定的具体意见。南博有个干部就把它记录了，还写成文章，他自己想发表，但是，因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没有研究，他怕发表不了，就把姚迁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迁的名字，当然就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诉姚迁，还把稿费要给他一部分。姚迁一知道这件事情就批评了他，说，你怎么自说自话就写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写文章应该先告诉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评了他一通，钱当然没有要。

当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姚迁别的什么事情了，就借着这个说他剽窃某某人的文章。南京博物院的许多干部都是支持姚迁的，觉得这是个大笑话。因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没有什么学问，只是记录姚迁说的话，还瞒着姚迁写了文章，还私自把姚迁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为了保证这篇文章能发表，反过来却说是姚迁剽窃他的文章，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就见报了，报上一公布，引起舆论哗然了，特别是境外反应非常强烈。

我看到台湾几份报纸，就骂中****，说中****的干部都是这样的，自己没有能耐，把别人的东西霸占为自己的。姚迁当时气得不得了，可是有冤无处诉。有一次我看到他，那时候还没有到最后严重的地步。

他告诉我，他到医院去看病，连护士都对他带着一种另外的让他很难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没有地方看了。我那时候还安慰他，事情总归可以弄清的，不要着急。我回来以后，恰好是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三方面通知我，叫我不要离开北京，要去苏联鉴定列藏本《红楼梦》。

实际上姚迁事件已经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姚迁有可能要被撤下来了，姚迁有冤无处诉。我本来还要去帮他忙，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组织上通知我不要离开北京。

我就写了封信给姚迁，我说，我现在无法来，因为要到苏联去，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来看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着急。

但是实际上姚迁受到的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境外把他名字登出来，说他剽窃别人的东西，台湾也借此攻击中****，他当时压力很重。后来徐湖平告诉我，姚迁拿到我的这封信以后，泪如雨下，不断地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家里的人以为他是说，省里要给他定罪了，等冯先生来不及了，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他觉得有冤无处诉，下决心以死抗争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上吊死了。

据说第二天发现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泪，一大片，还有很多香烟头，抽了不少烟。

这件事情一出来，整个江苏省里面也惊动了，整个省委里也有好多了解内幕的，为姚迁抱不平的，文博界也惊动了，大家都为姚迁抱不平。姚迁死我还没有出国呢，正在这个时候通知我到苏联去了，所以我没办法赶到南京去。我就去了苏联。

等从苏联回来以后，我就赶到南京。后来当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徐湖平，还有几个人都非常了解内情。但他们在南京不好给我讲，怕被对方发觉。他们就跟着我到扬州去，才敢原原本本都告诉我。而且把省委几个老干部与姚迁的谈话记录，到姚迁死以前的所有资料，全给了我一份。

我一看更加觉得气愤，这记录，完全是“***”那时的做法，强迫姚迁认罪，但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

这样一个认认真真为国家工作的干部，遭了诬陷了，自杀了，这多让人痛心啊。而且给国外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以借口，借着姚迁的事情，诬陷我们的***，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但是南京与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来劝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对你不利。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是省委的事情，你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吗？我说我哪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啊。我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不是要跟谁斗。我说，你们明明知道姚迁受冤，难道受冤不应该申诉昭雪吗？他们没有话说了。

最严重的是《光明日报》为了姚迁连发两篇文章，都是压姚迁，批判姚迁的。这个造成了姚迁心理上的最大压力。从来没有为了一个人剽窃文章发《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的，所以实际上《光明日报》在这件事情上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姚迁之所以心里会受那么重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仅仅是江苏省委给他的压力，连《光明日报》都发表文章了，而且是报纸的评论文章。

我是从来没有看见哪一家报纸为了某一个人剽窃人家一篇文章，发表报社的评论，何况姚迁根本不是剽窃，要说剽窃是这个人剽窃姚迁的。这是姚迁鉴定的讲话，他记录下来写成文章了，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等于剽窃姚迁的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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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家后人还是应该感恩，还好现在不是80年代了，否则凭一些大家都懂的霹雳手段，咱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

庞增和当年携家人捐赠，其中就包括女儿庞叔令。按时间推算，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

如果再晚几年——许多真相，可能将永远失去见证者。

这一次，并不是制度突然失效，而是时间不等人，事情终于被逼到了台前。

一幅画，照见的不是历史，是现实。

南京博物院这次确实摊上事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件事相关的直接责任人，大抵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不看好会有明确的处理结果。估计最后调查结果还是罚酒三杯，更何况文物还不一定真的就是“伪品”。

更大的问题，不止在一幅《江南春》。

五十年代的捐赠者，远不止庞莱臣、张伯驹。

他们的藏品，今天真的都还安静地躺在库房里吗？

一座博物院，一幅画，把遮羞布撕开了。

《红楼梦》里说：贾府再脏，门口的狮子还是干净的。

但现实世界呢？连狮子，也未必干净。

吃瓜吃到最后，你会发现——不是个别地方脏，而是到处都经不起细看。

所以，此时此刻越来越能够体会到潘石屹捐款给哈佛跟耶鲁，愣是没捐给国内母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