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阎树炳，沉溺赌博3年败光家产，只为接近大叛徒一网打尽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的细雨浸透了新海县大赵村的泥土。晚7时许，村头农房里的侦察工作会议已持续一天，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正俯身查看地图，突然派警卫员去借煤油灯——这寻常的举动，竟成了叛徒行凶的信号。三道黑影披着蓑衣破窗而入，枪声在雨幕中骤然炸响，32岁的黄骅倒在血泊中，双手仍紧攥着防身的手枪。这场震惊边区的“大赵村惨案”，背后是昔日抗战名将邢仁甫一手策划的卑劣背叛。

时间回溯到1938年，盐山县地主家庭出身的邢仁甫正意气风发。这位曾在北平从军的青年，因不满军阀腐败投身革命，带领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在冀鲁边屡创日军，凭借灵活的战术成为令敌胆寒的抗日将领。当年7月，他升任八路军平津支队司令，胸前的战功章见证着“抗日英雄”的荣光。彼时的邢仁甫或许真有报国之心，但骨子里的极端个人主义，早已为日后的堕落埋下隐患。

权力是最好的试金石。1942年4月，邢仁甫如愿坐上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宝座，却在日军大“扫荡”的炮火中露了怯。当边区军民浴血拼杀时，他带着亲信躲进新海县望子岛，把指挥部变成享乐窝，不仅私吞军粮囤积财物，还在已婚的情况下与宣传员宋魁玲公开同居，全然不顾党纪军纪。战士们在前线啃树皮，他在岛上吃鱼吃肉，“山大王”做派暴露无遗。

组织的及时干预，成了邢仁甫叛变的导火索。察觉到他的异常后，冀鲁边军区派黄骅出任副司令员监督工作。1911年生于湖北阳新（注：原文“湖南阳信”为史实误差，此处修正）的黄骅，1929年入党后历经长征考验，打仗勇猛又体恤士兵，刚到任就带着战士们挖野菜、修工事，很快赢得全军拥戴。“南蛮子”——邢仁甫私下这样诋毁黄骅，嫉妒与恐惧在他心中疯长，尤其是1943年初组织决定调他去延安学习、由黄骅接任的消息传来，彻底点燃了他的杀心。

三次暗杀未遂后，邢仁甫策划了那场雨夜阴谋。他收买惯匪冯冠奎，带着11名亡命徒伪装成渔民，借着借灯造成的警卫空档闯入会场。子弹穿透黄骅胸膛时，这位刚部署完侦察任务的将军，还未来得及说完“注意警戒”，便轰然倒地。参谋处长陆成道、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8名同志一同殉难，墙上的军用地图被鲜血染透，定格成永恒的悲壮。

惨案发生后，邢仁甫上演了“贼喊捉贼”的丑剧：他在追悼会上痛哭流涕，要求“严惩凶手”，暗地里却加快了投敌的脚步。可纸包不住火，冀鲁边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的实名电报，将他的暗杀计划和盘托出。真相曝光当晚，邢仁甫带着宋魁玲仓皇逃往天津，次月便捧着“效忠信”投靠日军，把冀鲁边的兵力部署、粮库位置全盘出卖，沦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1943年8月，冀鲁边军区决定将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让英雄的名字永远守护这片土地。而叛徒的末日也在倒计时：抗战胜利后，邢仁甫摇身一变成为军统特务，继续破坏革命工作。渤海公安局派地下党员阎树炳潜伏其身边，历时两年搜集证据，终于在1949年1月将准备潜逃的邢仁甫抓获。

1950年9月7日，盐山县万人空巷。当“判处叛徒邢仁甫死刑”的判决声落下，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负8条烈士性命的叛徒应声倒地，结束了他卑劣的一生。刑场上，黄骅的老警卫员举着烈士的照片，泪水纵横：“司令员，血债还清了！”

如今的黄骅市，早已从昔日的抗战前线变成渤海之滨的工业新城。城市中心的黄骅烈士陵园里，将军的雕像目光坚毅，碑前的鲜花常年不败。当地老人总会给孩子讲起那个雨夜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们这座城，是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永远不能忘。”

黄骅与邢仁甫的人生对照，恰似革命长河中的泾渭分明。一个舍生取义，用32岁的生命诠释“忠诚”二字；一个贪生怕死，从抗日英雄沦为千古罪人。时光流转，叛徒的臭名早已被历史尘封，而黄骅的英名，不仅镌刻在城市的名字里，更融入了民族的精神血脉。

当我们漫步在黄骅市的街头，看着林立的高楼和欢笑的人群，更应铭记：今日的太平盛世，是无数像黄骅这样的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他们以热血护家国，用忠魂照千秋，这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传承——因为唯有铭记英雄，才能不让历史蒙尘；唯有尊崇忠魂，方能凝聚前行力量。